长期以来,葡萄酒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是舶来品。德国汉学家柯彼德沿着“史前葡萄酒之路”,寻访了从欧洲、中亚到东方的葡萄酒产地,尤其在中国,他从古代典籍、考古发现,重新梳理相关历史。他的新作《琥珀光与骊珠:中国葡萄酒史》提出,中国早在9000年前就利用野生葡萄酿酒。可见,葡萄酒并非单一起源于西方,而是在亚欧大陆有多个起源地,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传播和交流。中国葡萄酒史,也是一部文明交流史。

　　□明生

世界最早酒精饮料

现身贾湖遗址

　　今天学术界已取得共识:通过野果自然发酵获得的酒精饮料,要远早于粮食酒,即葡萄酒先于啤酒发明。这是因为,葡萄的果实天然富含发酵所需要的酿酒酵母,在合适的温度下,葡萄果肉中的糖分能迅速发酵,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并且当酒精度达到5度时,能够杀灭其他酵母菌和细菌群。

　　葡萄是地球上最古老与分支最丰富的植物之一,至今仍广泛生长于北美和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在中国境内,在第三纪时就已经存在至少40种野生葡萄,占全世界野生葡萄品种的一半多,其中大约30种是中国独有的。

　　2004年末,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精饮料,轰动了全世界。中美联合团队在化学考古学家、酒类专家麦戈文的带领下,运用色谱法、质谱分析、红外光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段,提取9000年前陶器碎片上的有机物残留,并对其进行了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有机物残留,来自一种使用大米、蜂蜜和野果发酵制成的酒精饮料。

　　麦戈文团队的这一发现,不仅彻底推翻了“中国人在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酿酒”的传统看法,也颠覆了另一“常识”:葡萄酒文化起源于近东,后来传播到欧洲、亚洲和北非。

　　贾湖遗址周边地区温暖的湿地,保证了持续数千年的充足食物供应,发掘出的证据,包括炭化稻米、菱角、橡子和山核桃等坚果、野生大豆、食用块茎和块根、莲子、莲藕、草籽和数量极多的鱼骨。从出土的炭化食物的数量和大量石磨盘与磨棒上的残留物可以推测,橡子、菱角和莲藕是当时人们的主食,稻米只是很小的营养来源。

　　《琥珀光与骊珠》关注的重点是贾湖遗址中出土的110粒炭化葡萄籽,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中国其他史前遗址。柯彼德直言,酿造贾湖酿酒的野果只有两种可能:山楂或葡萄,但在贾湖遗址中并没有发现山楂的痕迹。而大量炭化葡萄籽的发现可以表明,不管是直接食用还是用于酿酒,葡萄都在贾湖先民的饮食中扮演着非同一般的角色。麦戈文的观点更为直接,他根据对贾湖陶器表面“鸡尾酒”残留物所做的生物分子鉴定,认为“已经彻底排除了葡萄以外的果类作为发酵原料的可能性”。

　　不过,柯彼德并不认为“贾湖酒”是人类最早的纯葡萄酒,因为“贾湖酒”是混合型酒而非纯粹的葡萄酒。他指出,贾湖混合型酒与稍晚在中近东、波斯、埃及等欧亚史前社会差不多同步出现的混合型酒类似,都是利用葡萄作为发酵剂,再配以粮食、蜂蜜、药草等。中国有土生土长的野生葡萄种类,先民们具备充足条件,早已发现和利用了葡萄容易发酵的特性。

　　《琥珀光与骊珠》指出,从全球视角来看,贾湖遗址具有独一无二的代表性意义:一方面是它象征人类发酵文化起始阶段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其对于人类进化史和文明史的重要性——酒精发酵的发现和利用与最早的魔法、巫术仪式、宗教活动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文化创造都密切相关。

海岱考古发现

提供新的线索

　　比较遗憾的是,中原地区的酒类发酵史,从贾湖遗址到商代,存在着几乎长达6000年的断层,这使得学术界存在许多争议。

　　而在柯彼德看来,山东的陵阳河遗址、两城镇遗址,可以为填补这段空白提供线索。

　　陵阳河遗址比两城镇遗址年代略早,位于莒县境内。1957年,遗址因洪水冲刷暴露于地表而被偶然发现。这里发掘出的史前聚落,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不过也具备了一些龙山文化的特征。陵阳河遗址中的两处墓葬,各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陶制酿酒器,包括滤器、漏斗、瓮、献祭器皿、盆和盏等,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全套的酿酒器皿。考古学者认为,此处酿造的是一种基于麦芽发酵的谷物酒,与啤酒的酿造方法相同。此外,陶器中还有酒壶、耳杯、高柄杯和其他酒器,部分已经与两城镇遗址出土的典型的精美黑陶有类似之处。

　　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两城镇遗址,是东亚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龙山文化史前聚落,由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在1934年发现,近三十年来,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此持续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除了玉石首饰外,两城镇遗址最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发现当数蛋壳黑陶。这些器皿基本发现于墓葬中,表面乌黑发亮,胎薄如蛋壳,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黑陶高柄酒杯,其制作之精美、外形之优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时。毫无疑问,这些高柄酒杯可以证明四五千年前两城镇先民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流行着一种高度发展的饮酒文化。

　　1999年至2001年,麦戈文接受委托,对两城镇遗址出自不同陶器的27个酒精饮料残留物样本进行了化学分析。这些陶器均属于龙山文化中期,同类陶器共出土200余件。麦戈文鉴定出一种与“贾湖酒”极为相似的混合型酒精饮料,它以大米、蜂蜜和野果制成,用于随葬和祭祀,也是生活中的享受品。鉴于其中酒石酸和酒石酸氢钾的含量很高,他认为酿造原料中的野果很可能是葡萄。这一推测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山东至今仍拥有至少十个野生葡萄品种,是中国葡萄原产地之一。

　　此外,在用于制作食物的器皿中,也发现了葡萄酒残留物。学者据此推测,新石器晚期的海岱先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在烹饪中以酒调味的技术。《琥珀光与骊珠》认为,尽管贾湖与两城镇之间相隔700公里,但自古以来,人们就可以通过黄河中下游水道来往两地,所以史前时代两地先民有接触往来是合情合理的,很可能存在技术交流。

　　在两城镇遗址发现的混合饮料,让柯彼德联想起苏美尔人的“啤酒—葡萄酒”和荷马史诗里提到的“希腊混合酒”。两者工艺相似,是由葡萄酒、大麦啤酒和蜂蜜混合而成的酒,并添加了树脂和药草。这种工艺几乎同时在欧亚大陆两端流行,是巧合还是偶然?柯彼德认为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张骞凿空之前

葡萄酒已经畅饮

　　中国最早的葡萄酒文献证据,只能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初期。据说,张骞从大宛出使西域时,带回了葡萄苗或葡萄核,并奉诏在长安皇宫附近大规模种植,葡萄由此传遍中国中部地区。如今河北宣化境内古老的葡萄园,据传就与张骞有关。在那里,几百年树龄的葡萄藤,缠绕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型漏斗状棚架上生长。另有记载,大宛的酿酒师甚至被招募到长安传授酿酒技术。

　　不过,考古发现带来了不一样的认知。已知中国最古老的葡萄藤和葡萄籽遗存,分别发现于2003年出土的洋海墓和邻近的苏贝希墓。这两处墓葬群都位于吐鲁番盆地北部边缘的火焰山脚下。洋海墓葡萄藤长1.15米,分为多节。根据研究,这应该是一种结有粉红色圆形果实的葡萄。此外还发现了数件陶制葡萄藤工艺品、葡萄藤图案的纺织品,以及一件边缘带有葡萄图案的木制器皿,这件器皿的用途显然和葡萄酒有关。

　　《琥珀光与骊珠》认为,这些发现明显可以反驳张骞于公元前2世纪从大宛引进并首次栽培葡萄的传统说法,同时也证明早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西域地区就已经存在葡萄栽培,所以不能将其追溯为受希腊的影响。

　　在吐鲁番以东,离占地十平方公里的高昌城遗址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作阿斯塔那的大型地下墓园,其中有一千多座年代可追溯到3世纪到8世纪的墓葬。除了保存较好的干尸、纺织品、食品、文书、绘画和随葬品外,还发现了高昌国葡萄酒文化的证据。包括干枯的葡萄藤、葡萄、葡萄籽,带有葡萄纹饰的金耳环,图画上的葡萄藤图案,以及用于储藏、饮用葡萄酒的器皿。

　　此外,传统史料和在阿斯塔那墓地中发现的私人信件、年度账目、土地登记簿、购买和租赁合同等出土文献,都证明了当地的葡萄栽培具有相当规模,估计葡萄园面积可达30公顷。据测算,葡萄酒储存在容量达100—180升的大陶罐中。

　　葡萄种植业当时已有数百年历史,属于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产业。流传下来的文字片段显示,虽然葡萄园属于国家财产,出产的葡萄酒每年要上缴给国家一部分,但土地可以终身租赁,葡萄农可以继承甚至出售葡萄园使用权。许多传统工艺,甚至在吐鲁番地区一直沿用至今,比如葡萄树的修剪、培植和冬季掩埋,用脚踩踏葡萄成汁等。

　　《琥珀光与骊珠》分析指出,吐鲁番地区先进葡萄酒技术的发端,无疑远早于汉代,当然,其源头仍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丝绸之路开通,不同文明之间资源、技术交流加速,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咏葡萄酒诗的大量出现可以作证,其源头是《饮酒乐》:“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该诗的作者陆机是书法家,他出生在三国时期,祖父是吴国丞相陆逊,陆机本人也在西晋时担任多个要职。

　　为何当时人们喜欢葡萄酒?《饮酒乐》指出了那时葡萄酒与大米、大麦、小麦或小米酿造饮料的区别:后者大多酒体浑浊且很快就会变质,而葡萄酒不受季节影响,可保存数年而历久弥新。此外,葡萄酒还能散发出特别的芳香,酒体清澈透亮,再配上合适的贵重酒器,令人赏心悦目；葡萄酒可以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振奋,而且醉酒后容易醒酒,也没有宿醉的不适感。这些特质被赋予思想、文化价值,引领着消费时尚。

　　随着技术发展,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供应,葡萄酒变得不再只是精英阶层才能拥有的奢侈品,而是广泛流行开。到了唐朝,葡萄酒的普及程度达到了顶峰。

　　可见,一部葡萄酒史,是文化发展史,也是文明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