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全球健康与发展研究所、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4位作者和香港科技大学通讯作者，在北大经济学院官网发布了一篇工作论文《Crops, Insects, and Disease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traw-burning Ban on Ecosystem and Human Health》，通过研究农作物、昆虫和疾病发生的因果关系，探讨了秸秆燃烧禁令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意外后果。

这项覆盖全国1400余县域的研究发现，为改善空气质量而推行的秸秆禁烧政策，竟在无形中为昆虫创造了理想栖息地，导致虫媒疾病大幅增加。该文章基于一项严谨的科学研究，揭示了秸秆禁烧政策在带来环境效益的同时，引发了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并量化了其巨大的经济成本。

1. 清晰的生态学影响路径与政策悖论

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数据分析构建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

秸秆禁烧 → 农田火灾减少 → 虫媒栖息地改善（作物残茬留存积累） → 虫媒种群增加 → 虫媒传染病传播加剧 → 人类住院及医疗支出增加。

研究证明，这项旨在改善环境的政策，却意外地导致了虫媒疾病的爆发。在政策实施前，相关疾病发生率保持稳定；而禁烧令落地后，虫媒疾病的风险呈现出持续且显著的上升态势。

2. 触目惊心的公共卫生与经济成本

文章用具体数据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 健康影响：政策实施县的虫媒疾病相关住院人数增加了50.2%。

· 经济负担：相关医疗支出激增了173%。

· 巨额成本：据估算，政策实施县每年因虫媒疾病增加的住院费用高达28.1亿元人民币（约3.88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门诊费用、生产力损失等间接成本，实际经济负担可能更高。

政策效益部分抵消：虫媒疾病增加的医疗支出，抵消了约11%由空气质量改善所带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医疗费用节约。这表明政策的净效益远低于预期，形成了一个“环保收益，健康失分”的政策悖论。

3.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该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实施秸秆回收补贴、建有生物质发电厂的地区，由于秸秆等废弃物没有遗留在田地间成为病虫害的温床，虫媒疾病住院率未出现统计上显著的上升，即配套的秸秆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政策能显著缓解上述负面效应。

回顾农耕历史，可以看到秸秆处理方式在逐步变化，先秦早期刀耕火种，焚烧秸秆草木灰作为肥料肥田。后期，少量秸秆用于喂养牲畜、搭建草屋或燃料。从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逐步转为精耕细作，粪肥绿肥增加，秸秆焚烧减少，注重还田保墒。北方因燃料短缺，秸秆焚烧比例较高，南方因水田需肥，更倾向沤肥，秸秆用途也扩展到造纸、编织、建材等手工业。近现代农业机械化导致秸秆产量激增，传统利用方式（如牲畜饲料）减少的同时化肥普及，也降低了秸秆还田的积极性。焚烧成为快速且低成本处理方式，但引发了空气污染。政府因此推行禁烧政策，鼓励秸秆综合利用（发电、沼气、还田），但是政策执行时多注重禁烧而忽略综合利用。虽然大众已经发现了秸秆禁烧的连锁问题比较严重，但是缺乏统计数据的支撑，而这项研究从经济学和公共卫生学角度，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给出了更严谨的结论。其终极目的，绝非否定环保政策本身，而是为了寻求更优、更智慧的治理路径研究。

4. 应对虫媒疾病风险的新思路：福莱明生物防御蛋白

面对这项研究揭示的严峻公共卫生挑战，亟需应对虫媒疾病对人类健康威胁的新方案。在此背景下，福莱明生物研发的重组类胶原生物防御蛋白（PHPV融合因子系列产品）提供了一种创新的生物防御思路。该技术聚焦于应对虫媒叮咬人体的防护与修复。其核心作用是：

· 目标定位：缓解病虫害叮咬后人体皮肤黏膜出现的红、肿、痛等炎症反应及感染风险

· 作用机制：作为一种大分子融合蛋白，通过形成保护性隔离膜，或与蚊虫携带的病毒、细菌吸附结合，破坏其致病因子，降低病虫害媒介（如蚊子、螨虫等）传播的细菌和病毒的感染风险。

· 双重功能：它集抗细菌、抗病毒与皮肤黏膜损伤修复于一体，不仅能防御病原体入侵，还能促进受损组织快速愈合，避免病原微生物通过叮咬造成的微小创面反复侵入感染，减轻虫媒叮咬对人体的危害。

结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提醒我们，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须进行系统性评估，充分考虑其潜在的连锁反应。秸秆禁烧政策需要配套有效的病虫害管理和公共卫生应对策略，而福莱明生物的重组类胶原生物防御蛋白，作为一项原创“合成生物学“生物防御技术，为解决这一新出现的公共卫生难题提供了一种高效且安全的新思路，代表了生物防御领域从宏观环境治理向微观个体防护延伸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福莱明生物可利用秸秆、甘蔗渣等农业废弃物为合成生物学的碳原，通过发酵生产多种经济价值高、科技附加值高的生物原材料，而发酵废弃物又是很好的有机肥，可以修复土壤、提高肥力，从而形成闭环式绿色循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