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名垂千古的散文大家。柳宗元有多篇寓言故事广为流传，如《捕蛇者说》《黔之驴》等。柳宗元为什么喜欢写寓言？

寓言文学更偏重“道”而非“情”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心情十分落寞，彼时胸中经天纬地的理想，再无施展的舞台。后来，在好友韩愈的感召和鼓舞下，柳宗元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两件事中：其一是创作文章，实践自己的文学理念；其二是教导后辈，提携求教之人。

柳宗元和韩愈对于革新文风，有着极为相似的思想，他们最重要的理念是“文以载道”。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何柳宗元大量写作如《种树郭橐驼传》《三戒》（《黔之驴》是三篇之一）这样的寓言故事。就唐代而言，无论是写人写物，这种以故事承载道理的寓言文体，并非主流。自唐初以来，时人的诗文观念多有革新，可辞藻华美的骈文依然是朝廷文件、正式场合所推崇的文体，士大夫的文章水平，也几乎依此评判。将“古文”和“骈文”相提并论，属于后见者的视角，当时的骈文绝对是主流文体，古文随着中唐韩、柳推动，加之宋代大量实践，最终蔚为大观。此时，柳宗元的这类创作，在其他文人眼中，或多或少有“离经叛道”的味道。

回顾韩、柳二人学习的先秦文章，便发现以寓言、传说、故事等形式来传达道理，在先秦诸子中是一种极为普遍而精彩的手法。所以，柳宗元的寓言故事写作，不同于以往的“游戏之作”，而是他学习并继承先秦古文、真正能够寄托正道、传递价值的写作实践。相比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另一大贡献——游记文学，寓言文学更偏重“道”而非“情”。

人物寓言绝非供人消遣的小说故事

从写作对象看，柳宗元的寓言可以分为人物和动物。先说人物类寓言。

在《宋清传》中，柳宗元塑造了一名给病患赊账的药师。宋清的药质量极佳，但是有贫穷的人取药，他都允许打欠条赊账。旁人对于宋清的行为十分不解，因为这些人赖账的风险很大。然而，宋清不以为意，最终行医40年，销毁了许多还不上的欠条，可最后的结果是宋清没有因此破产，反而收入颇丰。

柳宗元借此讨论了“市道交”，也就是趋炎附势、急功近利、斤斤计较的人际交往关系，宋清只是一介药师，却可以摆脱市井交往的狭隘，而朝廷、官府、乡党却往往以“市侩”心态处世。

柳宗元写作目的是表现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他以中心人物的言行，予以批判和匡正，指出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良好情况是什么，并倡导读者改变。无疑，这些文字的读者是士大夫阶层，问题的原因也指向他们。

在人物传记乃至写人的文章中，柳宗元是当之无愧的“以人为本”——他不仅描摹人物，更关心普罗大众。这既是文章的“文以载道”，也是作为士大夫追求的政治“正道”。可以说，以人物为寓言核心的文章，颇能展现柳宗元作为士大夫的胸襟、政治家的思考，绝非供人消遣的小说故事。

动物寓言隐喻性、批判性大过说理性

再说动物类寓言。由于动物的隐喻性，柳宗元处理这类寓言时，不仅笔锋更加犀利，而且痛斥批判的丑恶现象，也更加鲜明。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呈现性、隐喻性、批判性大过说理性。

首先，柳宗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戒》。

《三戒》除《黔之驴》外还有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

这三则故事的主人公动物，都是因为自身的成长环境，是非不分、敌我不明，柳宗元没有苛责养鹿与鼠的人，而是讽刺这些动物没有认清自己的本质，招摇过市，殊不知是由于狐假虎威的原因，自身才能存活。一旦展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真本事，轻则贻笑大方，重则性命堪忧。

鹿、驴、鼠都是些外强中干的动物，柳宗元所要“戒”的特征正是如此，官场上，尽是些得势便猖狂的宵小之辈，可如果有一天真相毕露，他们就只会灭亡。

另一类批判形象是虫子。在《骂尸虫文并序》中，柳宗元借一个关于虫子的传说来批判阴险告发的“小人”。

其次，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多有对比，体现为更加鲜明的形象褒贬。

《鹘说》是一篇对比强烈的寓言，文中的鹘鸟是善的象征，追到猎物后会放归，且不向一个方向捕猎，以免竭泽而渔。考察鹘这种鸟类的习性，柳宗元这里的描述带有想象的成分，不过，他重点在提倡的是鹘所象征的仁义之举。柳宗元特意指出两类人，分别是默默奉献、踏实肯干的善者与自鸣得意、徒有其表的恶者。

总之，动物寓言是柳宗元“文以载道”的重要承载方式，也以他高超的笔墨为文学史留下诸多生动无比的形象。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