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因被要求退还土地补偿款而倍感委屈的实际耕种者，另一边是坚称权利受损要求拿回土地补偿款的原承包户，村委会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一场因3.01亩土地引发的补偿纠纷，历经三次征地、两场诉讼，陷入僵局，当事人心力交瘁。今年10月，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依法监督，这场纠纷终于得到妥善处理。

　　征地补偿款引发诉讼

　　纠纷的根源，要追溯到2001年。大丰区某村的原承包户石某某因外出务工，经与村委会协商，将其名下土地无偿交由他人种植，村委会随后安排本村村民陈某接手耕种。十余年后，该地块被征收，相应补偿款由陈某领取。

　　2022年11月15日，石某某得知土地征收补偿事宜后，向陈某和村委会索要补偿款未果，遂以村委会为被告、陈某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2023年5月，一审法院驳回了石某某的诉讼请求。石某某不服，向盐城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法院调解，村委会与石某某于2023年10月达成协议，约定由村委会向石某某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3.7万元。

　　然而，风波并未平息。村委会在向石某某支付该笔款项时未提前告知陈某，本就不想还款的陈某以此为由，拒绝向村委会返还其先前领取的补偿款。2024年2月，村委会以陈某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陈某返还该笔款项。同年4月16日，法院判决陈某返还不当得利。

　　陈某对判决不服，向法院申请再审。2024年10月，再审请求被法院驳回后，陈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调查核实找到纠纷症结

　　大丰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秦钢经细致审查，敏锐发现了原审判决存在的问题：案涉3.01亩土地的征收主体为地方管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的双方为地方管委会与陈某，村委会仅受地方管委会委托代发征地补偿款。如需通过诉讼要求陈某返还征地补偿款，依法应当由地方管委会作为原告起诉。村委会仅是代发补偿款的受托方，有何资格作为原告起诉？

　　诉讼主体不适格，按常规路径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是最简单的处置。然而，在走访中检察官了解到，年过七旬的陈某因反复诉讼已经心力交瘁。如果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即使启动再审程序，纠正诉讼主体错误，实质问题仍难以得到解决。

　　翻开泛黄的村组档案，《土地承包归户清册》上明确记录着，2010年、2011年、2013年这三个时间段，分别有1.22亩、0.78亩、1.01亩土地被征用，截至2013年，石某某所流转的3.01亩土地全部被征用，地方管委会发放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等共计6.2万余元。

　　查看3份不同年份的征地补偿清册后，承办检察官产生了疑问：为何本该属于石某某的补偿，数次都发到了陈某手中？带着疑问，秦钢三访村组深入调查，终于找到问题根源：当年双方仅是口头代耕，并未签订正式的流转协议。

　　检察和解理清糊涂账

　　“地是我种的，草是我除的，十几年的辛苦，难道就白费了？这钱是补我这么多年下地流汗的辛苦钱，一分也不能还！”面对上门释法说理的检察官，陈某攥着早已泛黄的补偿款存单，神情激动。

　　村委会负责人同样面露难色：“我们理解老陈的难处，可这笔补偿款是发给石某某的，村委会只是代发。现在钱款已经由我们垫付出去了，老陈如果不返还，村集体就要承担这笔损失，我们也没法向全体村民交代”。

　　面对双方的坚持，检察官没有简单套用法律条文，而是设身处地开展释法说理。

　　对于实际耕种的陈某，检察官推心置腹地分析：“因为当年没签订流转协议，这块地的‘名分’一直属于石某某，从法律上讲，征地补偿的大头理应归他，你从2001年到2013年不但辛勤耕种，还一直承担着‘两上缴’费用，地上你种的青苗、建的窝棚，这些补偿款理所当然是你的。但土地本身的补偿你全拿着，法律和情理上就说不通了，确实需要分一部分给石某某。”

　　同时，检察官也向村委会明确了他们的责任：没有督促双方“白纸黑字”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在发放征地补偿款时也未尽到审核义务，这才让矛盾一步步升级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经多轮协调，村委会和陈某达成了和解方案：由陈某一次性支付村委会1.36万元，款项当场给付。

　　办结此案后，针对案件暴露的问题，大丰区检察院编制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律风险提示手册》，重点提示了“口头约定效力不足”等高频风险，列出了权利救济途径。今年11月17日，检察官回访时特意给陈某送去这份手册，其中第一个案例就是这场跨越多年的由征收土地补偿款引发的纠纷。陈某摩挲着手册感慨道：“要是当年有这么明白的指引，哪会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