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大学法学院教授　白京兰

　　　新疆大学法学院讲师　田纯才

　　“明刑弼教”是古人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对德刑关系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实践动态结合的过程，不仅在古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原文载“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意为通过明确刑罚的适用来辅助教化，最终维护社会秩序。在古代，社会秩序的稳定依赖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的双重作用。道德教化旨在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而刑罚则是对违反规范行为的制裁。从历史背景来看，“明刑弼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秦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兴起，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汉唐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努力熔礼义刑德于一炉，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单纯的道德教化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刑罚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宋代大儒朱熹提出“严本宽济”的观点，对“明刑弼教”进行了系统阐述，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刑罚与教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刑罚可以惩恶扬善，维护社会秩序，而教化则可以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减少犯罪发生。明太祖朱元璋将“明刑弼教”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付诸实践。他通过《大诰》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主张“重典治国”，以严刑峻法维护社会秩序。而明代理学家丘浚则对这一实践进行理论纠偏，提出“刑以弼教”的核心观点，强调刑罚应与教化相结合，注重罪刑相称，反对滥用重刑，使“明刑弼教”回归儒家“德刑相济”的本源。

　　“明刑弼教”的法理内核在于德刑相济，既重视道德的引导作用，又不忽视刑罚的规范功能，强调通过道德教化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有儒家圣贤认为，人性本善，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教化并非万能，对于冥顽不化、屡教不改的人，刑罚的威慑作用不可或缺。这种威慑作用不仅对犯罪者本人起到惩戒作用，更对潜在的犯罪者起到警示作用。“明刑弼教”的法理内核还体现在对刑罚适用的严格规范上。古人主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反对滥用刑罚，体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和对公正的追求。传统法律强调“援法断罪、罚当其罪”，刑罚的适用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做到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这种对刑罚适用的严格规范，不仅保障了百姓的基本权益，也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明刑弼教”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它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提示我们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忽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通过加强德育，从根本上减少犯罪的发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促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其二，刑罚的威慑与规范功能在现代依然不可或缺。刑罚的威慑功能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格执法，并注重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对犯罪行为进行精准打击，可以有效遏制犯罪的发生，使刑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三，德刑相济理念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思路。当前，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法治与德治手段，实现二者良性互动。例如，在处理轻微违法犯罪时，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既依法给予适当惩戒，又注重思想引导与行为矫正，实现惩戒、威慑与教育的三重效果；在日常治理中，以道德引导凝聚社会共识，以法律规范划定行为底线，推动形成“崇德尚法”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