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 著

　　在张浚那里，对辛弃疾所言并非不感兴趣，否则他也不会于当年十二月对朝廷提出“用师淮堧，进舟山东”之议。赵昚颇为意外，问到参知政事史浩那里，后者答道：“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谓之恢复得乎？”

　　史浩说的“浅谋之士”自然指辛弃疾。因此，很有可能，张浚将“进舟山东”是出自辛弃疾的谋划已全盘告知。就当时而言，赵构已在“绍兴和议”中割去了淮河以北的唐州和邓州，宋、金两国“以淮水中流为界”，另以“邓州西四十里为界”。对南宋来说，淮南东路只剩下扬州、楚州、泰州、滁州、真州、通州和盱眙军，淮南西路也只余庐州、蕲州、和州、濠州、光州、黄州、舒州及安丰军、无为军数地。两淮成为宋、金对峙前沿，不论从哪张地图上看，其战略位置都是首当其冲之地。

　　是以史浩对赵昚说过那番话后数日，命刚擢为编类圣政所检讨官的下属陆游代笔了一篇《论未可用兵山东札子》奏疏，认为“万一未至尽如所传，虏人尚敢旅拒，遗民未能自拔，则我师虽众，功亦难必，而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犹知出兵京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知侵犯两淮、荆襄以牵制京东邪？”意思是，事情一旦不是预料的那样，金军半路伏击，遗民也未及时相助，那么我军即便人多，也未必能攻克山东，而且大军一出，后方的守备力量必然会削弱，尤其我方既能出兵牵制川陕，难道敌人就不知道进攻两淮和荆襄以达到牵制临安的目的吗？

　　史浩的话确然有理，也见出其久经朝政而老辣的一面。辛弃疾毕竟还年轻，即便已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还是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即他完全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北伐用兵，与朝廷念念不忘的以收复两河地区为终极目标的战略相悖。张浚的目光一直集中在两淮之上，在他看来，不独两淮地理位置重要，还因两淮之人“自古可用”：在数年的关陕练兵中，最令张浚有感触的发现是，“淮北义兵，尤为忠劲，困于敌人，荼毒已甚，仇敌欲报之心，未尝一日忘也”；再从他所下“淮北久被涂炭，素怀忠义，欲报国恩，亦当来归，共建勋业”的命令来看，张浚的军事重心始终不离两淮。

　　但不论往何处用兵，朝廷都不免震动。史浩上疏“未可用兵山东”数日后，又上呈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论未可北伐》等奏疏，干脆称不可轻率动兵，其原话为“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这也说明，即使赵昚有北伐之志，也不等于朝中从未绝迹过的主和派会就此收声。张浚大概也觉史浩言之有理，自己经营两淮多年，总不能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签判之论，就改变一贯策略而赌上数万军士的性命。

　　来时兴奋、别时失意的辛弃疾只得返回江阴，虽然自己献策未纳，但无论如何，朝廷的北伐之举已势在必行。辛弃疾知道，在朝廷眼里，“归正人”为怀有“异心”之辈，有此猜忌则自不可能得到兵权重上疆场，就只能以激切之心关注朝廷的一切动向。

　　很快，隆兴元年（1163）四月，张浚指挥的北伐开始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