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杰

英国《卫报》13日报道称，该国首相斯塔默近日已与三名最终候选人进行面谈，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任命新任英国驻美大使。这一动作在英国对外战略出现较大变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敏感：近日，英国国防部正式确认，将从2026年起启动大规模军事训练调整，将“大幅缩减在印太地区、中东等非欧洲区域的海外训练演习”；与此同时，斯塔默回绝了要求英国重返欧盟关税同盟的呼声，警告这么做将“瓦解”英国近期与美国在汽车和医药领域达成的贸易协定。收缩资源、着眼欧洲，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寻找“跨大西洋平衡”，似乎正在成为英国对外战略的新路线。

如今的英国，正在面临从“全球英国”向新的全球战略转型的难题。2021年，英国政府正式公布了《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战略文件，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设定为两大战略重心，并准备把战略资源逐渐向“印太”倾斜。但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英国政府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将对外战略重心重新转向“欧洲—大西洋”地区，对“印太”地区的投入逐步减少。斯塔默政府上台后也明确了英国“北约优先”的战略防务政策，并强调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在美国政府对欧洲不断发难的情况下，斯塔默政府或试图借此“平衡”美欧之间的矛盾，并设法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

在处理美欧关系时，英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两个。一方面，英国极力强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强化英美关系的特殊性是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既定战略，其目标是能够影响和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英国也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设法加强同欧洲国家和欧盟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其一，在维系英欧贸易的同时，试图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与德、法等国一道明确支持乌克兰；其二，不与欧盟绑定过深，避免激怒美国使自身丧失回旋空间——例如，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12月10日在英国下院呼吁“与欧盟建立关税同盟”对抗美国，而斯塔默以可能损害与美国达成的重要贸易协定为由表示反对。

既强烈希望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又极力维护欧洲国家的安全与利益。显然，英国政府想要故技重施，在美欧之间搞“平衡”。这种“跨大西洋平衡”的想法，实际上与传统英国针对欧陆强国采取的“离岸平衡”战略有很大差别。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如此形容“离岸平衡”：“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从这个角度看，“跨大西洋平衡”的目标显然不是防止美欧出现任何一方独大的局面，而是在引导美国和捍卫欧洲方面同时发力，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以提升英国在欧洲事务和全球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从英国圆滑的外交技巧就可以看出端倪：英国既不会公开叫板美国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承诺完成北约的5%防务预算目标，但也不会跟随美国反对欧洲的核心利益——比如力挺乌克兰不对美俄妥协。显然，英国的“跨大西洋平衡”是一种“弱平衡”，旨在推动双方在存在分歧的事务上采取折中的方案。换言之，这种“平衡”更像是一种以自保为目标的被动策略，而非以竞争为目的的主动策略。

在落实“跨大西洋平衡”这一战略构想上，英国有其自身优势。这不仅体现在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上，也体现在它与美国和欧洲关系的特殊性上。只不过，执行这项“跨大西洋平衡”战略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从19世纪令人忌惮的“离岸平衡”到如今出于无奈而可能采取的“跨大西洋平衡”，英国以强国的身份来主导地区和全球事务的能力正在被不断削弱。“跨大西洋平衡”能否实施，也将面临一系列的内外挑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