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标志性地点——邦迪海滩发生针对犹太社区光明节庆祝活动的恐怖袭击，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40多人受伤。这一突发性悲剧性事件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深刻创伤。此事件不仅是一次地方性安全危机，也可能代表了近几个月澳大利亚社会反犹倾向的一个高峰。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多元文化理念和国内安全能力，正因这一事件面临严峻考验。

2025年12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人们聚集在邦迪海滩的邦迪馆，悼念在犹太节日枪击事件中遇难的受害者。视觉中国 图

事件分析：安全悖论与脆弱性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而施暴者的个人特征与行动方式，显示出澳大利亚安全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漏洞。

首先是情报和预防漏洞：施暴者是一对父子，萨吉德·阿克拉姆和纳尔维德·阿克拉姆。纳尔维德曾于2019年因涉嫌与恐怖组织相关联而被调查，这表明情报及反恐部门可能已将其视为一定程度的威胁或已予以关注。如果个人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核心问题在于是否需要对其及其近亲进行持续、高强度监控。在威胁评估中，是否已动用足够资源和权限以防止潜在袭击，是关键考量。

其次是枪械许可漏洞：50岁的萨吉德以“休闲狩猎”名义合法持有六支枪械，这显示出尽管澳大利亚枪支法律严格，但管理系统仍可能存在漏洞。施暴者能够在潜在高风险的家庭或恐怖背景下合法获取枪械，表明反恐与枪支管控这个政策交叉点被忽视。购枪许可审查过程中，申请人的家庭暴力记录、心理健康状况或近亲潜在极端关联是否被充分考虑，将成为澳官方的深入调查重点。

这种双重脆弱性——一方面是反恐监控中的潜在漏洞，另一方面是合法枪械获取的宽松——在事件的技术分析中呈现出深刻矛盾。

袭击明确针对光明节这一宗教节日，并选择邦迪海滩这一国家象征性场所，显示出行凶者意图最大化行动的象征效应。邦迪象征着澳大利亚开放、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对该场所的袭击可以解读为恐怖行为不仅旨在造成物理伤害，更是对澳大利亚社会精神与宽容理念的攻击。事件的这一层面表明，安全响应不仅需要提供物理保护，还必须注重增强社会团结与抗压能力。

政治反应的多层结构：危机管理与责任争议

此次袭击使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政府在国家安全和社区保护问题上面临巨大政治压力。政治反应主要呈现三条主轴：政府的团结与决心话语、反对派对直接政治责任的追问，以及国际行为体的介入。

阿尔巴尼斯对危机的初步回应，重点在于承认事件的暴力性质，并以国家团结为核心。他将袭击称为“纯粹的邪恶”，并表示“澳大利亚绝不会向分裂、暴力或仇恨屈服”，体现了一种以国家整体抵御能力为中心的安抚型领导方式。

然而，这种以团结为核心的话语成为政治批评的焦点。反对派及部分犹太社区领导人认为，仅仅呼吁团结不足以回应问题，政府应该对以往失误与错误决策承担政治责任。阿尔巴尼斯召集内阁研究对策，并承诺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方法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理性治理尝试，意在将危机从政治斗争领域转化为国家安全事务。

反对派领导人苏珊·雷直接将批评矛头指向阿尔巴尼斯，指控政府不作为导致了危机。批评的核心论点在于，政府未能充分重视悉尼象征性仇恨示威及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局长将反犹主义列为“首要威胁”的警示。反对派认为，这种不作为助长了反犹主义的“扩散”。

其次，政府对首位“打击反犹主义”特使吉莉安·西格尔今年7月提交的全面反犹主义应对计划迟迟不作回应。反对派曾建议在议会休会期间召集议会以便迅速通过相关法律，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强调已采取措施应对反犹主义，包括为加强犹太场所安全而拨款5750万澳元，以及通过禁止仇恨象征的相关法律。显然，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反犹主义的威胁并已实施某些具体措施。然而，屠杀事件仍然发生，这引发了对相关资金分配和法律变更是否足够快捷和执行是否足够强硬的质疑。

反犹主义应对计划：政策惰性可能带来的成本

西格尔提出的反犹主义应对计划，以及政府回应该计划的迟缓，是加深危机政治层面讨论的关键焦点。西格尔的报告包含针对反犹主义根源的全面措施，并提出严厉的政策变革建议，包括终止对未能采取行动打击反犹主义措施的大学和艺术机构的资助；全面审查仇恨言论相关法律；对持有反犹观点者加强签证审查。

这些建议显示，反犹主义不仅需应对暴力行为，更需在制度和文化层面进行处理。政府对如此重要的报告数月未作官方回应，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其一，官僚惰性：政策建议的复杂性以及建议的法律变更需在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协调，可能因官僚体制的惰性而延迟。其次，政治敏感性：尤其是涉及削减大学资金等建议，可能引发言论自由与学术自主的敏感政治争论，从而导致政府采取谨慎态度。

然而，西格尔曾强烈表示：“我在屏息以待，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最终发生的悲剧表明，官僚体制的谨慎在面对紧急安全威胁时可能会产生一种致命的“优先级错位”。这反映出政治人物在长期政策讨论与防范紧急安全风险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邦迪惨案引发的国际反应表明，澳大利亚的国内安全事件已不可避免地与地缘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澳大利亚政府在应对反犹主义方面“软弱”，并将澳大利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与激发袭击的“反犹火焰”联系在一起，使澳大利亚政府承受了重大的外交与政治压力。

内塔尼亚胡的指责提出一个复杂问题：澳大利亚的外交决策（尤其是在中东敏感事务上）如何影响国内少数族群的安全。澳大利亚政府选择避免直接回应此类指责，而是继续强调国家团结的策略。这可以被解读为有意识地将国内安全危机与国际政治争议隔离的努力。

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之间的界限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以色列官员呼吁，诸如“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等口号不应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这重新引发澳大利亚仇恨言论法律与言论自由原则界限的讨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理念提倡广泛的言论自由，但确定何时言论自由可能煽动仇恨和暴力，需要复杂的法律与伦理平衡。袭击发生后，政府审查仇恨言论相关法律将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

社会反应与文化变革需求

此次袭击最持久的影响，也许是对澳大利亚犹太社区安全感及更广泛社会整合的破坏性冲击。社区领导人以及工党成员乔什·伯恩斯等人物使用“去人性化”这一概念，表明问题不仅是少数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更是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存在着对犹太社区的仇恨被正常化与合法化的危险。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代表亚历克斯·赖夫钦情绪化地表示：“事情无法回到原状。这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这一表达强调了犹太社区所遭受的集体创伤及其不可逆性。

邦迪惨案显示，在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仇恨潮流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模式是多么脆弱。应对这一危机不仅需要保障犹太社区的安全，还必须重建社会信任与和谐。澳大利亚国家穆斯林管理机构——伊玛目理事会的比拉尔·拉乌夫呼吁团结，展示了不同信仰社区在面对仇恨时联合起来的潜力。未来的澳大利亚官方政策必须聚焦于加强社区间对话与团结。

邦迪惨案可被视为澳大利亚的一个转折点。该事件揭示了国家安全与社会整合政策在多个关键点上的失败凑到了一起。

政策惰性的成本：政府对少数族群代表提交的综合紧急行动计划（西格尔报告）未能及时回应，这是长期政策规划与紧急操作性安全需求之间脱节的表现。

系统性安全矛盾：反恐情报与持证枪械获取机制同时出现漏洞，显示出缺乏综合、多维的安全策略。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承诺的枪支法改革，将是解决这一系统性矛盾的必要步骤。

领导力的平衡：阿尔巴尼斯总理呼吁团结与冷静，这在危机时刻有助于防止全国性恐慌，可能是一项正确策略。然而，如果这一呼吁不能与反对派及社群领袖所要求的具体政治责任和问责行动相结合，将威胁到政府维持其公信力的努力。

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是将这起悲剧事件不仅仅作为加强安全法律的契机，还要作为一个催化剂，推动一套全面的文化与教育改革方案，以应对包括反犹太主义在内的仇恨根源。最终，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理想的可持续性，将取决于政府和社会以何种决心、理性，以及协同应对能力来面对这一新的安全挑战。

（爱登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旅居澳大利亚的青年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