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年—1882年），广东丰顺人。最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

    丁日昌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留下了很好的政声。他早年长期在州县幕府中历练，对基层民间疾苦和吏治腐败了解深刻，一直尤为关注词讼问题，“词讼为小民身家所系，牧令必须随时清理，庶民隐得以上达，而狱讼不致滞积。”

    清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上任江苏巡抚后，对江苏各地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发现当时江苏词讼严重积压，监狱羁押人满为患，这是官员不作为和基层吏治腐败所致。“词讼案件，动关百姓身家性命，书差、讼棍藉以自肥，弊端百出。为民父母者，若非廉明详慎，鲜不堕其术中，害民莫甚。”诉讼积压问题，导致了吏治衰颓，奸吏蠹役舞奸弄弊，造成司法腐败，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阻碍了社会进步。

    所以，丁日昌痛下决心要清理积案，以苏民困。针对江苏省内吏治腐败，私押之风猖獗的现实，他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方面要求州县要及时上报每月的自理词讼、禁押人犯数据；另一方面推出了粉牌制度，这是一大创举。

    粉牌制度，由指州、县官员在衙署门头之外悬挂一面大粉牌，根据当月月报词讼册中的监押册内容，及时登记管押人员和讯释人员的姓名、收押案由日期等，释放人员也要公开姓名及释放日期等信息，向百姓公开，便于追责。

    推行粉牌制度后，丁日昌命令各州县，“如有人被押而牌上无名，或牌上写明业已开释而尚未放回者，准家属立时喊禀，以凭查究”。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押而牌上无名，或牌上写明已经被释放，但家里没有见到人的，准许家属到县衙投诉，予以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样，相当于给了百姓以知情权与参与权，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县衙差役人等就无法作弊了。

    为了确保粉牌制度的效果，丁日昌还亲自到所属州县巡视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追责。当他到吴县查访所押人证是否与月报相符时，发现该县知县匿报押犯吴阿玉的实情，还查出了县衙书差收受贿赂的违规行为，丁日昌当即一一给予严厉处罚，保证了粉牌制度的推行。半年以来，“私押之风为之尽绝”。

    据史料记载，丁日昌在江苏任内两年，处理积压案件多达27万宗，“外不顾群议之动摇，内不计一身之劳苦，在吴二年，始终如一日。前后清厘积案至二十七万余起之多”。

    后来，丁日昌又担任了福建巡抚，同样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整顿吏治，清理词讼积压。针对福建也是词讼严重积压、官员不作为的实际，他继续推行江苏时的“粉牌制度”，并在署内首创设立清理词讼局，专司清理词讼问题，严管县衙吏役，违者严惩。同时他指出：“清理词讼，既须严禁书差，尤在查拿讼棍。一经获案，必须尽法惩治。若辈无不与书差朋比为奸，勿稍姑息庇纵。”所以，他严厉惩处了一些讼棍，净化了诉讼风气。在福建，丁日昌同样深入基层亲自稽查，对于积压诉讼严重、羁押人犯超期的11个知县予以重惩，勒令这些县半年内将积压各案次第结清。

    就是这样，丁日昌在任福建巡抚期间，基本解决了辖区内的词讼问题。同样也在福建做过官的沈葆桢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禹帅抚吴时，各属州县合眼开眼，总若见一抚台在前，莫不兢兢自守。”

    文/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