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美籍华人鲁照宁介绍文物史料的相关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人民日报编者按】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88年过去，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追忆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同胞们守望相助、相互支持，国际友人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残暴行径的故事，深切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我们铭记苦难，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启迪更多的人捍卫和平、开创未来。

1937年，夏淑琴8岁，家住南京新路口5号。

那年12月13日，初冬的南京已有寒意。上午9点，夏淑琴一家人如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妈妈还让姐姐洗点菜、淘了些米准备午饭。

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天竟成为永生的噩梦。

亲人罹难

突然，门口响起了沉重的皮靴声，一队日本兵推开房门，直接射杀了开门的房东伯伯。夏淑琴的父亲也被枪杀。

外公外婆连忙把四姐妹藏到自己房间里。夏淑琴听到门外凄厉的尖叫声——那是母亲在喊。夏淑琴的母亲和她怀里年仅1岁的婴儿，随后都被杀害。

接着，日本兵来到外公外婆的房门口。外公外婆把四姐妹藏在被子里，两位老人挡在前面。当时，夏淑琴的大姐16岁，二姐14岁，她8岁，还有个4岁的小妹妹。外公外婆被枪杀，两个姐姐被拖了出去，夏淑琴害怕地抓住二姐的脚尖叫，日本兵捅了她三刀，夏淑琴昏死了过去。

叫醒夏淑琴的是4岁妹妹的哭声。浑身是血的夏淑琴无力起身，只能爬出去，想摇醒亲人们，可没有一个人回应她。

也是这一天，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南京沦陷。

饥饿、寒冷、疼痛、恐惧……夏淑琴和妹妹在尸体旁待了14天，直到一位老奶奶发现了她们。1938年1月，夏淑琴的舅舅找到了姐妹俩，把她们带到了安全区。

暗夜微光

“原本好好的一家人，可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大姐二姐，还有一个小妹妹都被日本兵杀死了……”讲到这里，夏淑琴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夏淑琴记得，在那个寒冬中，一个外国人来到新路口5号，拍下了自己身上的刀口和家人遇害后的场景。他叫约翰·马吉，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了日军的累累暴行。

一名德国人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马吉发现了2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她们的家人惨遭杀害，她俩在屋子里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待了整整14天。

写日记的德国人名叫约翰·拉贝，他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南京沦陷前夕，决定冒险留下，后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不算大的院落里，拉贝最多时曾收留了600多名难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马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详细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日军暴行。

1948年，当拉贝一家生活困苦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南京市民捐款捐物，凑了4个大包裹寄到德国。

铁证如山

20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并污蔑马吉影像是不存在的“鬼片”。为此，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多方寻找胶片原片。1991年7月，联合会会长邵子平终于在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家里找到了13卷马吉影像胶片原片。之后，联合会将其制作成了一份37分05秒的影像。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大力推动下，2019年12月13日，联合会将珍贵的“37分钟版”马吉影像无偿捐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95年夏天，一个年轻女孩来采访夏淑琴。女孩名叫张纯如，27岁的她只身来到南京，为的就是写一本让全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英文书籍。

1997年，张纯如写的《被遗忘的浩劫——南京大屠杀》出版，迅速引发关注。在这本书的最后，她写道：“唯有正视历史，日本才能与本民族过去的恐怖行径一刀两断。如果当代日本人在维护历史真相方面继续无所作为，他们就会在历史上留下同其战时先辈一样的污点。”

2000年，夏淑琴决定打一场官司。这一年，夏淑琴得知，自己竟然被日本右翼分子污蔑为“假证人”。看到这些荒谬的内容，夏淑琴无比愤怒，她要起诉！

谈臻、吴明秀等律师代理了夏淑琴诉日本右翼分子名誉侵权案，在国内取得胜诉。后来，面对日本右翼分子在日本对夏淑琴的诉讼，夏淑琴和律师团选择赴日本应诉，发起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反诉。

为了证明自己就是当年那个8岁的小女孩，夏淑琴奔波了9年。2009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夏淑琴名誉权案取得了胜诉。2025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首次在日本出版。

纪念永续

从伤痛的经历，到不息的证言，他们的故事还在续写：

今年8月15日，拉贝的孙子回到了爷爷在南京的故居。在那里，夏淑琴的外孙女和他一起向拉贝先生像献花。

张纯如的铜像，如今摆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来参观的人们总会献上鲜花。2017年，张纯如纪念馆在她的祖籍地江苏淮安开馆。

2020年，谈臻律师去世。生前，他推动成立“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律师大联盟”，致力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权益保护、南京大屠杀法律问题研究及推动民间诉讼。

今年11月30日，夏淑琴在外孙女的搀扶下，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前。她凝视着墙上亲人的名字，沉默良久，而后深深鞠躬。外孙女夏媛拿起笔，一笔一画为名字“描新”：“夏聂氏、夏淑芬、夏淑兰……”

如今，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余24人，平均年龄95岁。近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幸存者建立“一人一册”的健康档案，并建立“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队伍。2022年以来，已有4批共38人加入其中，既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者的后人，也有当年救助中国难民的国际友人的后代。

夏淑琴说：“我已经96岁了，我老了，但是我还要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历史的证人。”

铭记历史，吾辈当自强（感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至暗一页，是中华民族无法磨灭的沉重苦难。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守护者，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与这段历史对话。

守护记忆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坚守历史真相、礼敬生命尊严、捍卫人类和平。我们守护文物、史料，让泛黄的照片、残缺的实物、珍贵的证言，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铁证；深耕历史研究、讲好抗战故事，让历史的警示穿越时空、直抵人心；搭建铭记与传承的桥梁，在缅怀遇难同胞中感悟和平的珍贵，在回望民族苦难中凝聚奋进的力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

拍摄《南京照相馆》，源于对一段真实历史的敬畏与珍视。影片以“吉祥照相馆”这处空间为切口，聚焦彼时南京城里，千千万万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我希望我拍摄的影像具有历史质感和纪实属性，同时克制地进行视觉表达。就像当年历经险阻传递下来的照片一样，兼具肃穆与力量。这不仅是一次影像的回溯，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提醒我们永远铭记历史伤痛，珍惜当下和平。

——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申奥

以史料为证，还原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自2018年关注“南京安全区”这一课题起，我持续实地寻访，并在海内外研究机构搜寻新的史料线索。南京市民姜正云冒死守护了1万多名难民，南京市民陈文书和徐淑德协调物资调配、护理受伤难民……我深切感受到，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历史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段不屈的抗争。

作为青年研究者，我希望尽我所能，用新的研究丰富历史细节，让更多人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杨雅丽

作为一名高中生，每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都深有感触。我想通过收集和捐赠文物史料，来一起守护历史真相，让更多同龄人明白：历史从未远离，我们要多走近、多了解，努力学习知识、锤炼本领，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日军侵华文物史料捐赠者于聍鹏

（本报记者尹晓宇、刘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