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华财经

作者：徐德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国际货币因国际贸易而生，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伙伴大扩容时为早期重商主义者所关注，迄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一系列国际货币制度构成，其形成与发展受到货币内在规律、市场经济需求和地缘政治博弈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二战前的国际金本位制、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大阶段。其中，牙买加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以“脱锚”的主权信用货币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其公平合理性一直以来受到广泛质疑。面对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市场创新加速的现实挑战，国际社会应凝聚共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健、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

国际货币是在国际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或行使一般等价物职能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是不同时期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特征不尽相同，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各自存在的问题，为未来改革提供了镜鉴。

一、单一紊乱的国际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较为单一，并未真正形成体系。这里所指的金本位制是泛化后的概念，包括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等。从15世纪到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金本位制的存续时间长达数百年。这一时期，贵金属充当超主权货币，构成金本位制的主要内容，除1930年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外，几乎没有国际性的货币金融组织。其间，荷兰盾、英镑曾扮演国际信用货币的重要角色。17世纪，因贸易而兴的荷兰盾成为早期国际信用货币。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因英国经济实力雄厚、金融市场发达、政府信用背书（1816年英国率先以法律形式确立金本位制）以及政治力量推动（如建立英镑区），英镑成为当时的国际信用货币。

“天然货币”存在固有缺陷，金本位制后期的国际货币秩序陷入紊乱。贵金属作为“天然货币”，在稳定通胀和促进国际贸易平衡方面具有自动调节作用，但也存在总量供给刚性、地理分布不均和束缚货币政策等缺陷。19世纪初，全球大致形成了事实上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维持约一百年后，于一战时被各国普遍放弃，货币滥发严重。金本位制虽在一战后得到短暂恢复，但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货币竞相大幅贬值，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也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二、由乱及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上终结了二战前货币秩序的紊乱局面，全球货币金融治理取得重要成果。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国际货币治理实现从各国自行其是到集体协商的转变，为确立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实现经济恢复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治理成果包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促进国际汇兑、稳定货币汇率，协助会员国建立多边支付体系等，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确定“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度过了难得的“黄金好时光”，但国际货币体系遇到难解的“特里芬难题”。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美元的“锚定物”，本质上属于泛化的金本位制。自1944年起至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续时间不足30年。这一体系有其相对合理性，突出表现为“美钞”即“美金”，充当国际货币的美元发行受到黄金“锚定物”的控制，美元币值较为稳定，以及全球采用固定汇率制，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历史资料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全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罕见，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相对高增长、低通胀与低失业的“黄金好时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球出口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出口贸易额增长近10倍。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全球人均GDP增速处于历史性高位，基本保持在3%以上。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缺陷，遭遇“特里芬难题”，美元既要保持外流以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又要限制外流以维系美元信用稳定。这一体系虽为美国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支配地位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扩张经济势力范围和转嫁国内危机等提供了便利，但也加剧了美元信用危机和全球金融风险。最终，美国尼克松政府不得不于1971年宣告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这一体系瓦解。

三、令人堪忧的牙买加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阶段。牙买加体系的确立标志为1976年通过的《牙买加协议》。牙买加体系建立近50年，其间进行一系列国际货币改革，呈现出新特征。一是汇率安排多样化，浮动汇率制作为“自动稳定器”，逐渐成为主流。二是储备货币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促使黄金逐步退出国际货币，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美元作为强势主权货币成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三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允许各国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相机抉择，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资金融通机制等多种手段进行调节。改革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单一储备货币供不应求的问题，为各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汇率制度安排。

牙买加体系属于“脱锚”的信用货币体系，存在诸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一是国际货币由于缺失“锚”的硬约束机制，容易引起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主权信用货币超发，进而加剧全球资本项下资金流动和国际收支失衡。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按现值美元计，2024年末除黄金之外的全球总储备为12.26万亿美元，较1975年末0.18万亿美元增长了67.11倍，而同期全球GDP从1975年的6.03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111.25万亿美元，增长了17.45倍；除黄金之外的总储备占GDP的比重从1975年的2.99%上升至2024年的11.02%。二是受美国综合实力、市场使用习惯、路径依赖、网络效应等多种因素影响，牙买加体系仍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主导地位引发他国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5种主要储备货币的占比分别为57.79%、19.84%、4.73%、5.81%和2.18%。美元的地位客观上赋予美联储无限发行美元和美国政府无限负债的可能，并轻易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外溢至世界其他地区，造成有关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金融动荡。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11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7万亿美元，占其2024年GDP（29.18万亿美元）的比重约为126.8%。三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保障机制不完善，难以有效应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体制性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全球性的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重要成果，但美国有绝对控制权。这种组织保障制度显失公允，属于非货币的人为干预，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治理赤字。四是个别国家将具有公共属性的金融产品非经济化，加深一些国家对牙买加体系的担忧。牙买加体系下的主权信用货币——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后，具备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但个别国家将具有公共属性的金融产品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引发他国担忧。例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冻结俄罗斯在海外的部分美元和欧元资产，造成俄罗斯跨境支付不畅，经济受损明显。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影响因素

国际货币体系既是复杂系统，也是开放系统，不但受到系统内部结构、状态、属性的约束，还受到来自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运行近半个世纪的牙买加体系，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相互影响，长期处于激烈动荡和多重博弈之中。这一体系的演变面临变革内在动力增强、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市场科技创新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

一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内在动力增强。数百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处于不断演变中，人类一直在努力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正确之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特别提款权，欧元于2002年正式流通，是这方面的鲜活例证。从公平视角看，国际货币应是各国共同信任、具有信用共识的超主权货币，不应由任何一国所支配。换言之，任何一国的主权货币替代超主权货币完全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均是欠妥的。由于主权货币会受到来自主权国家政府的干预，主权国家往往以本国利益为重，而非为了全球利益最大化。从历史实践看，主权货币不但能发挥国际货币作用，而且可以与超主权货币共存。历史上金和银同时作为超主权货币，曾长期共存。历史上超主权的贵金属货币和荷兰盾、英镑、美元等强势的主权货币，也曾长期共存。从现实情况看，牙买加体系下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主要国际货币本就令人担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均缘起于货币问题，国际社会对其给全球金融经济带来的外溢影响记忆犹新，如今个别国家（地区）非但没有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反而继续高额负债，推高了国际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个别主权信用货币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期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行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底层逻辑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国际货币超发、汇率波动剧烈、国际收支失衡等深层次问题，国际货币体系要求变革的内在动力显著增强。202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到，理论上特别提款权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呼吁，国际货币体系应由多元化的主权信用货币构成。202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5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通过《德拉伊耶宣言》，强调“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将使其能够继续有效促进成员国达成共识以应对全球挑战”。

二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货币不只是经济问题，1905年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在其著作《货币国定论》中提出“货币是国家的产物”，2024年美国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博尔顿在《货币的本质》中提出“货币是国家主权的代表”。货币与主权具有天然联系，国际货币则游走于主权国家之间。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以美国“怀特计划”而非英国“凯恩斯计划”为蓝本，体现了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强权政治对全球货币金融秩序确立的影响。2025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伴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从“中心—外围”结构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热点频发，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延宕不决，大国博弈加剧，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推手。不少国家担心持有的以他国主权信用货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受损，担心具有公共属性的金融工具政治化，寻求双边和区域货币合作，期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但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于不顾，在全球范围内滥施关税，严重扰乱全球贸易秩序，而且违反国际法原则，肆意采取金融制裁措施，引发国际社会对持有当下国际主导货币美元资产的恐慌。

三是市场科技创新加速。金融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促进金融进步。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国际货币的载体从贵金属实物转为纸币凭证再转为电子货币，国际货币的结算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安全、快捷、低成本和可追溯，充分彰显了金融科技力量对国际货币体系不断进步的推动作用。当下稳定币的诞生与兴起，表明以金融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正在挑战正规金融和货币主权垄断制度，倒逼国际货币体系加快改革。其一，稳定币的诞生源自金融科技创新。稳定币诞生于2014年，是包括去中心化金融（DeFi）和Web3.0在内的金融科技的产物，是市场自发行的加密货币，属于一类加密资产，是一种锚定特定价值标的（如法币、商品、加密资产或算法机制）的加密货币，本质上是通过“技术协议+法律声明”共同构成的“数字权利凭证”。稳定币不是法定货币，民众可以选择是否接受。2025年《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明确“支付稳定币是一种数字资产，不属于国家货币”。2025年香港《稳定币条例》也明确“由中央银行发行、由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实体发行、由中央银行授权的实体代该中央银行发行或由某司法管辖区的政府授权的实体发行以及某些有特定用途”的数字资产不属于稳定币。其二，稳定币的兴起源于市场需求。非同质化代币（NFT）交易、元宇宙内购等虚拟经济和某些非正规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稳定币创造了更多的使用场景。稳定币“点对点，支付即结算”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受到市场上一些企业和个人的青睐。截至2024年，全球主流稳定币供应量合计达2038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超22倍。 其三，稳定币的出现有助于促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拥抱金融科技创新。尽管稳定币应用范围在扩大，但目前稳定币供应量仅数以千亿美元计，即便数以万亿美元计，与全球主权信用货币的广义货币供给总量（M2）数以百万亿美元计相比，还远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国际社会不必过于夸大稳定币的效应，稳定币作为新兴支付技术工具也是激励金融创新、促进正规金融发展的动力所在。稳定币是金融科技在货币领域的具体应用，迎合了市场受众追逐稳定的投资或投机行为心理，是市场金融创新的缩影。与此同时，稳定币将促进金融科技赋能国际货币体系，推动拥有法币身份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甚至超主权数字货币尽快登场，倒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表明，没有哪个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尽善尽美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理性对待现实挑战，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要展现责任担当，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稳健

维护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货币基本秩序。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正常运转，继续推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以稳定为总体目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持续完善多层次的货币金融安全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支持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支持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对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监管，推动落实《巴塞尔协议III》，不断完善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

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有效率

推动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支持跨境支付体系多元化发展，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改变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支持结算渠道多样化，满足各国货币支付结算的灵活多样需求，包括传统代理行模式、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借鉴稳定币技术，推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加速联合发展以及在改善跨境支付中展现更多作为。探讨更好发挥国际清算银行作用，探索基于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开发全新、更为安全、更有效率、更加经济和可追溯的全球支付清算系统的公共产品。推动货币金融治理更加高效。发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优势，弘扬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团结精神，在国际货币规则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与国际收支争端解决等关键议题方面加强沟通协调。继续落实2020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批准的《加强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支付系统互联互通，协调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下跨境支付的合规性和稳定性。持续关注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和稳定币、加密货币、加密资产的发展动态，强调“链上不是法外之地”，强化有关标准建设与国际监管合作。与时俱进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治理改革，完善投票决策机制，提升货币金融治理效率。

三、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探索特别提款权行使超主权货币职能，从根本上减少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不公平不合理性。尽管各国目前在政治层面对此难以形成共识，但这或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优解”。探索升级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功能，使之不只是停留在账面资产功能和国际储备功能层面。借鉴“凯恩斯计划”思想，研究探索特别提款权的“发行锚”和“价值锚”，使国际货币的发行量既稳定又满足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国际货币的价值稳定和“市场价值”不背离“内在价值”。探索各国主权货币与特别提款权挂钩，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特别提款权，包括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等，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通行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推动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减少当前国际货币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这虽非“最优解”，但或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满意解”。纵观货币发展史，国际货币具有垄断属性，主权货币国际化成功者只属于少数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的资料显示，国际货币体系中约有180种主权信用货币，但能够充当国际货币的只是少数。如果构建超主权货币的设想难以实施，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或将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防止货币竞相贬值。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及其权重构成改革，使之更能适应全球经贸发展需要，更能代表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最广泛国家利益，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现实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11期，注释略）

编辑：吴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