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红继 杨程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交锋中，墨子“非乐”主张始终是极具张力的核心议题。争议的焦点看似集中于“墨子是否反对艺术”，实则关乎对《墨子》文本的精准解读、先秦时期不同价值体系的碰撞，以及对“利”与“义”、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关系的深层思考。

　　“非乐”的核心要义绝非否定音乐艺术本身，而是构建了以“民生优先”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体系

　　墨子“非乐”主张的提出，有着鲜明的社会背景与现实针对性。战国初期，井田制崩溃，战乱频仍导致农业生产严重停滞，“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成为底层民众的普遍生存状态。而贵族阶层却逆势大兴乐舞之风，为满足声色之好，“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制作乐器需耗费大量铜、木等珍贵资源，修建乐台要征调民力耽误农时，供养乐工乐队则需消耗巨额粮食布帛，这些行为本质上是“亏夺民衣食之财”，导致本就匮乏的社会资源严重错配。墨子尖锐质问：“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他进一步指出，即便演奏这些乐器能带来感官愉悦，“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终究是损害民生的无益之举。周景王“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大臣伶州鸠直言劝谏“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正是当时贵族奢靡乐舞之风引发社会危机的典型写照。

　　从《墨子》文本细究，“非乐”的核心要义绝非否定音乐艺术本身，而是构建了以“民生优先”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体系。墨子明确提出判断人类活动的标准：“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这一原则贯穿其思想始终，成为“非乐”主张的逻辑起点。他以古者圣王造舟车为例，阐释合理资源投入的标准：“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这段话清晰表明，墨子并非反对所有耗费资源的行为，只要能为百姓带来实际益处，即便投入巨大也具有正当性；他所反对的，是在百姓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前提下，将资源投入到仅供少数人享乐、“加费不加于民利”的乐舞活动中。显然，“非乐”之“非”，意为“非议”“反对”，特指对损害民生的奢靡乐舞之风的批判，其指向是具体的社会现象而非抽象的艺术形式。

　　儒家对“非乐”的反驳，构建了以“乐与政通”为核心的文艺观

　　“非乐”之争的本质，是先秦时期不同价值体系的正面碰撞，其中以儒家的系统性驳难最具代表性。儒家对“非乐”的反驳，构建了以“乐与政通”为核心的文艺观，与墨家形成针锋相对的思想阵营。

　　孟子从“仁政”理念出发，提出“乐与民同乐”的倡议，认为君主的乐舞活动若能与百姓情感共鸣，便能凝聚民心、巩固统治。他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在得到齐宣王“不若与人”“不若与众”的回应后，孟子阐释：“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反之，若君主“独乐”而百姓困苦，则会引发民怨，“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据此得出结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在他看来，墨子只看到乐舞的物质耗费，却忽视了其作为政治治理工具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利”局限于物质层面，陷入了狭隘的功利主义误区。

　　荀子则在《乐论》中构建了更为完备的反驳体系，从人性论、社会治理、伦理教化三个维度解构“非乐”主张。首先，荀子指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压制这种本性违背人道原则。他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其次，荀子强调，音乐具有“和人心”的独特功能，“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这种精神层面的和谐，是“治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荀子提出“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认为文艺是“化性起伪”的重要手段，能够引导民众向善、构建伦理共识，“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他明确反驳墨子“非乐”之论：“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在荀子看来，墨子将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对立起来，忽视了精神文化对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其主张最终会导致社会失序。

　　这场思想交锋的深层根源，在于墨家与儒家不同的社会基础与价值诉求。墨家代表手工业者、农民等底层民众的利益，其思想核心是保障底层生存权与资源分配公平，因此将“兴天下之利”具体化为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圣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儒家则代表贵族阶层与士大夫的利益，致力于构建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与伦理体系，因此强调文艺在教化、维稳中的核心作用，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乐教视为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这种立场差异导致二者对文艺价值的认知截然不同，却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对文艺与民生关系的完整思考。

　　“非乐”的千年聚讼，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价值取舍、民生关怀与文化定位的思想对话

　　近代以来，学者们对“非乐”的解读进一步深化，争议焦点逐渐从“是否反艺术”转向对其思想定位与历史意义的辨析。

　　审思“非乐”主张与千年争议，其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更在于发掘其中蕴含的永恒智慧。“非乐”所倡导的“民生优先”“反对奢靡”“资源适配”等理念，提醒我们任何文化活动与资源分配都应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不能脱离现实民生基础，正如管仲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与墨子思想相通。而儒家强调的文艺“教化功能”“人文价值”，则警示我们不能忽视精神文化在凝聚人心、传承文明、培育伦理中的独特作用，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正是对文艺与道德修养关系的深刻阐释。这种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的思想张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所在。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看，“非乐”之争推动了中国古代文艺观的不断完善。汉代董仲舒认为，礼乐是“变民风、化民俗”的重要手段，通过音声与情感的结合，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行为。他强调，礼乐教化树立则奸邪止，废弛则刑罚难禁，礼乐对社会秩序有维护作用；唐代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主张“文者，贯道之器也”，融合了墨家的务实精神与儒家的教化理念；宋代朱熹强调“文道合一”，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进一步深化了对文艺价值的认知。这些思想成果的形成，都离不开对墨儒两家文艺观的继承与融合。

　　“非乐”的千年聚讼，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价值取舍、民生关怀与文化定位的思想对话。它既展现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务实精神，也凸显了儒家“郁郁乎文哉”的人文追求。回归文本原典、结合战国社会语境，梳理争议脉络、辨析思想内核，我们能清晰看到，“非乐”并非反对艺术，而是反对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的奢靡文艺消费；这场争议也并非简单的对错之争，而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价值体系的合理诉求表达。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当代智能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