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江

　　12月7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发布通报，就其出版的《西厢记》一书中出现的错误公开致歉。通报称，该社召开图书质量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全社上下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调要始终把编校质量作为出版社的生命线。

　　此前，教育博主“北大一五老师”发推文和视频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典藏”系列的《西厢记》一书中，存在多处错误，“我只粗略看了一遍，就发现了300多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错误”，有些还是严重的、致命的错误。

　　把《礼记》搞成《札记》，把《周易》“六十四卦”弄成《周易》“六十四封”，将两个人名误解为四个人名，标错元成宗大德年号起始时间……这样的错误，堪称“硬伤”，出现在古籍图书中实在太不应该。这本书十年内印了十一次，错误始终未修正，颇具讽刺意味。

　　别说知名古籍出版社的专业编校人员，即使是具备相关学科背景的普通读者，但凡认真一点，也不会弄出这么多常识性错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通报中表示“深感愧疚”。无独有偶，“北大一五老师”在纠错《西厢记》的同时，最近又指出中华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中学生版）》也存在编校错误，“短短两本100多页的小册子，至少有30处错误”。12月5日，中华书局公开致歉，决定下架该书。

　　事实上，这不是中华书局首次就类似问题致歉了。2021年12月，因《梁佩兰集校注》中存在多处“硬伤”、注释质量严重注水等问题，中华书局向公众道歉，并提供善后方案。两家以严谨、权威著称的古籍出版社接连“翻车”，引发舆论哗然。被视为出版社“生命线”的编校质量，为何如此脆弱？种种迹象显示，这已不是编辑“疏忽马虎”所能完全解释的，而是责任流程的全面松弛。

　　“三审三校”是出版业保障质量的铁律。然而，铁律在某些环节显然已形同虚设。责任编辑的粗疏或是起点，但复审、终审的层层失守，才让错误最终“闯关成功”。在追求出版效率与市场效益的驱动下，最需沉潜的编校环节被严重挤压。流程空转，质量便如沙上筑塔。

　　老牌古籍出版社的品牌声誉，凝结了几代出版人的心血。读者选择其出版物，购买的不仅是一本书，更是对“权威”与“可靠”的信任。错误百出的书籍流向市场，不仅误导当代读者，更可能将谬误植入文化传承的脉络，其害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