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禹王峡。

实习记者 张富昭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杨红霞

才贡加 潘  昊

许多年后，当马进才面对这片亲手种出的、已能蔽日遮天的绿荫时，准会想起很多年前，和父亲在自家自留地边栽种杨树的那个遥远的早晨。

那时禹王峡两岸是白的——不是雪白，是正午毒日头把满坡碎石晒出的那种枯燥的苍白。

裤脚沾着草屑，鞋缝嵌着泥土，马进才的目光抚过眼前的每一棵树，眼神柔软似水。这片他守了31年的土地，是黄河流经青海的最后一道峡口，名叫禹王峡，也叫寺沟峡。

若是你问他，这些年共种了多少棵树？他黝黑的脸上会浮现出温和的茫然：“没数过，也数不清。”花了多大力气？他憨厚地笑笑：“一天不来看看，心里就空落落的。”树都种在哪儿？这个他答得上来：“崖头上，陡坡里，坑坑中，黄河边边……越种越远，越种越密。”

我们是在一个秋日上午见面的。同为土族，当我用母语问候时，老人先是一愣，随即笑开了满脸皱纹，像忽然卸下了一层无形的壳。

“我阿爸（父亲）马子西龙，就爱种树。”马进才说。在他小时候，父亲就常带他在房前屋后栽树，一边培土一边念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父亲的手很大，很粗糙，覆在他小小的手背上，一起把树苗扶正。那种触感，混合着泥土的腥气和树皮的清香，穿越几十年的岁月，依然清晰。

或许，那颗绿色的种子，早在那时就已埋下。

只是，父亲种的是家宅旁的荫凉，而马进才想种的，是整个禹王峡的春天。

1994年春天，45岁的马进才从自家院里挖了一棵山杏苗，扛起铁锹，上了山。没有路，碎石硌脚；没有水，得绕行去黄河边挑。第一趟下来，扁担把肩膀压出深红的印子。

来年春天，那棵孤独的山杏，颤巍巍地顶出几朵粉白色的花苞。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粉色，像一簇火苗。1995年，他辞去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专心种树。

“辞职，种树？”村里人觉得他“犯神经。”老伴问：“图个啥呀？”他沉默半晌：“我要让寺沟峡绿起来。”

几天后，马进才背着8棵指头粗细的树苗，再次上山。一桶水20公斤，只能浇四棵树。8个“孩子”，至少需要他在这条乱石坡上往返两个来回。日复一日，这条取水路被他踩出了模糊的痕迹。

8棵树全活了。1996年春天，马进才又找来十几棵树苗。“等到60岁，我要种活60棵！”从此，春天栽苗，夏天抗旱，秋天修枝，冬天防寒。荒坡每多一分绿意，他脚下的步子就轻快一分。

树越种越多，马进才看到谁家院里有合适的苗子，便软磨硬泡讨来。树越多，水的需求越大，有时一天要在黄河崖头间往返10趟。冬天，怕羊啃树皮，他用红土拌成泥，一棵一棵用泥土包裹起来，像给树穿上冬衣。雨天路滑，他曾几次脚下一空，身子在崖边晃荡。回到家，只对老伴嘿嘿一笑：“没事，擦破点皮。”

2005年，看见几个孩子在扒一棵榆树的皮，那树已露出近一米长鲜嫩的树干。马进才急得声音发颤：“这树皮跟人的皮肉一样啊！剥了，它就活不成了！”他把孩子们领下山，挨家挨户去说，情急时，也难免用柳条吓唬淘气的孩子。乡亲们感叹：“这老马，把树当成娃了。”

岁月像黄河水一样流走。到了2012年，马进才已在这山上独自耕耘18年。亲手种下的树已有数千棵，加上自然生发的，大大小小上万棵树苗，终于让绿意爬满了悬崖峭壁。禹王峡的春天，被他一点一点，亲手“种”了出来。

2013年，禹王峡景区建设启动，机械开进了山。这时，所有人都觉得，老马该功成身退了。在西安的小儿子一次次打来电话：“阿爸，回来享享福吧。”65岁的马进才，坐在那棵最早的山杏树下，想了很久。山风穿过枝叶，鸟鸣清脆。他摇了摇头。根，已经扎在这里了，拔不动了。

2014年，马进才成了禹王峡景区的一名管护员。不用再背树苗，但他依然每天清晨上山。游客多了，他又成了义务讲解员，用那口质朴的乡音，讲大禹的传说，讲黄河的故事，讲每一棵树的来历。说起这些，他眼中光彩流动，如数家珍。

今年，马进才被授予青海省道德模范。在西宁的胜利宾馆，他站在明亮的灯光下，胸前戴着大红花。当被问及站在会场接受表彰是什么感受时，他半天没作声，有些腼腆地笑了笑，说出的话却让人一愣：“开会那栋楼后头，有个小花园。我看见里头长着竹子，青翠翠的。青海这地方，竹子可不多见……等开了春，我想法子移一棵小的，带回禹王峡试试。”

和马进才老人一道走在禹王峡景区的小路上，他对着苍茫的黄河与群山，哼起了“花儿”：“大禹治水着到三川，脚印哈留给了人间……”歌声粗粝却深情。

后来，当地村民在这歌谣后面，加上了两句新词：“老马种树的禹王峡，游客们浪哈的干散！”

马进才，没有传奇。他只是用一生，把父亲在他童年时种下的那颗关于“绿”的种子，细心呵护，然后让它在这片古老的山峡里，开出了一整个春天。

（摄影：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张多钧 才贡加 潘昊 杨红霞 实习记者 张富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