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学术笔谈】

  清代救荒实践是传统社会赈灾救灾杰出智慧的集中展示。在资源调配上，清朝政府不仅继承传统救灾知识，重视市场和商业的调配力量；而且主动开放各地的区域粮食市场，采取特定的免税政策，解除部分海洋贸易禁令，取得了一定的救灾效果。不过，从整体发展来看，清代的市场治理与管控仍是十分严格的，荒政中的资源调配展示出较为宽容的态度，具有一定特殊性。 

继承发展传统救灾经验

  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救灾实践中大多主张利用市场机制调动资源。清朝君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较为系统化的发展。《周礼》论及荒政内容，包括“驰力、舍禁、去几”，要求国家开放边界，允许物资流动。宋代董煟所著《救荒活民书》，列有“禁遏籴”“不抑价”“弛禁”“和籴”等条目，主张粮食市场流通。明代林希元著《荒政丛言》，列举“借官钱以籴粜者”“禁闭籴者”“禁抑价者”等措施。明代祁彪佳《救荒全书》全面列举“和籴”“告籴”“召商”“禁遏”“通海”等多种办法，可惜当时受社会与印刷等条件限制，流通范围较窄。

  到了清代，朝廷更加注意系统化总结历代救荒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大型的荒政书籍。比较重要的有，乾隆初年出版的《康济录》，提出“借国帑以广籴粜”“禁遏籴以除不义”“不抑价以招商运”等市场管控策略。道光年间的《筹济编》，则设专条“平粜”和“通商”，要求将开放市场和价格调控有机结合。晚清以降，近代交通发展以后，士人们更加注意各地的价格变动与资源流动。《申报》等新式报刊出现，不仅成为救灾信息的集中交流平台，也深刻影响社会中救灾资源的配置和调控。

  清代的国内市场发展也到了新的阶段，为更大范围的救灾调控准备了条件。明代后期的国内粮食市场，除漕粮外，大约省级之间的长途运输总量约为1000万石，但是到了清代，则增加到3000万石的总量。粮食流通的渠道也大大增加，特别是奉天等地米粮也进入全国市场。清代国内市场的发展，为国家利用市场配置资源、治理灾害提供了必要前提。

扩大仓储存粮规模

  清代的信息收集能力较之前代有较大发展，救灾实践中粮价雨雪奏报制度的出现是明显标志。清代皇帝要求各地官员定时奏报雨雪情况以及粮食价格，以此达到了解民情、应对灾害的目的。因为有大量丰富的粮价信息，使得朝廷对各地灾情的发生也有清晰把握。

  与粮价雨雪奏报制度相关联，清代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全国性粮食仓储，恢复了宋代以来的常平仓、义仓和社仓的备荒粮食储备体系。历经康雍乾三朝的经营，至乾隆中叶，全国的仓储存粮额储高达4000余万石，成为各地应对灾害的有力杠杆。乾隆时期，朝廷主动开办捐监，实施捐谷建仓，给各省仓储建设带来巨大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仓储的大规模发展。尽管清代仓储的运作仍有诸多局限，但是在调控粮价、赈济灾荒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河间、天津等地27州县发生旱灾为例，此次赈灾从六月开始，朝廷先后提供十次较大规模的粮食运输赈济灾民。具体说来，前两次是朝廷从京通仓拨粮50万石；第三次为直隶总督备银20万两，从古北口外买粮8万石；第四次是直隶总督派人赴锦州买黑豆2万石；第五次是直隶总督派人赴奉天买高粱7万石；第六次是截留漕粮10万石；第七次是朝廷从京通仓加赈30万石，其中6万石来自截漕，24万石从京通仓拨出；第八次是朝廷紧急追加22万石；第九次是直隶总督派人备银10万两，从河南购买冬小麦6.5万石；第十次是直隶总督组织人员在省内大名府，以及河南、山东等地买粮14.7万石。从此次直隶救灾的粮食物资调配可以看出，清代赈灾粮食主要来自仓储调拨、漕粮截留和跨省采买。此次赈灾也反映出，发挥市场调配资源，成为地方官员自觉运用的重要赈灾手段。

因灾弛禁，开放国内粮食市场

  伴随全国粮价奏报制度的建立，各地粮价信息能够及时反馈。鉴于市场应对灾荒赈济的高效，清朝皇帝对于各地之间粮食的跨区流通给予了更大宽容。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山西平定等地发生灾情，米价昂贵，直隶等地州县实施禁粜。但是，陕西地方官员却主动运米接济，雍正帝对此十分赞赏，认为救灾中各州县互助，应该打破界限，“自今凡邻近郡邑，偶遇荒歉，即相拯恤，毋得各分疆界，漠不相关”。雍正三年（1725年），直隶地区雨水过多，朝廷允许奉天等关外粮食贩运南下。

  乾隆年间，全国粮食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给朝廷利用市场机制救灾提供了重要基础。乾隆帝基于救灾爱民的考虑，将开放粮食市场作为重要救灾手段，在北洋海运和南洋海运两大区域做了较多政策改革，取得较好效果。乾隆三年（1738年），直隶地方歉收，米价昂贵。为了筹集粮食，除了常规的救灾措施外，特别恩准商贾等将奉天米谷从海路运到直隶，弛禁一年。次年届期将满，乾隆帝认为直隶仍在需米之际，天津等地米价未平，降旨宽限一年，商民称便。此后，朝廷决定开放奉天至直隶的米谷海运贸易。不过，出于安全考虑，对于更大范围的粮食市场开放仍予以限制。

  此外，清朝统治者为了鼓励商人参与救灾，还实施特定的免税政策。乾隆三年，户部征求各省意见，要求各省为了救济邻省灾荒，运输米谷，可以免收米税。同年，江南地区雨水稀少，旱情偶发，两江总督那苏图请将淮扬等关米税蠲免，并请将芜湖一关米船的船只单银，照各关之例免除税额，很快得到朝廷恩允。

  清代君臣显然继承了前代积累的经验，对于救灾市场展示出少有的宽容一面。清代救荒大量实践案例证明，清代全国性市场的发展为国家救灾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保障。乾隆帝对“因灾弛禁”的措施给予了明确支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隶地区的救荒都得到奉天粮食的供应。显然，在不损害国家权威的前提下，清朝政府没有扮演市场的对立面，而是选择利用市场，因灾弛禁政策正是这种市场利用逻辑的典型体现。

  应当指出，清代市场发展的阻力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考量，例如山东地区对奉天粮食的需求，便受阻于地方官员。作为粮食主产区或者粮食输出者，往往产量有限，不愿意牺牲自身粮食安全来支持全国的市场流动。此外，清代市场发展的阻力也源于粮食流通或者储备的有限条件。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实施粮食禁运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即对海防的重视，这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统治者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需求与努力。而赈灾救灾中的特例，例如奉天到直隶的海运开放，既源于救灾的急迫性与重要性，又体现着皇恩眷顾。可以说，因灾弛禁的救灾实践，虽然没有突破清代严控市场的基本治理特性，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市场的发展与利用。

（作者：吴四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