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论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历史哲学〉讲疏》，[德]列奥·施特劳斯著，赵英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598页，148.00元

1949年，离开德国十七年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终于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此后直至1969年的二十年里，他以《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s and History, 1949）、《何为政治哲学以及其他研究》（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1988）和《政治哲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963）等一系列著作奠定并巩固了自己在二十世纪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除了是知名的思想家与著述者，施特劳斯还是位极富影响力的老师。他的课堂讲授往往被学生整理出来，以油印版的形式广泛传阅。为了方便授课，施特劳斯从1954年冬天起将自己在每学期开设的课程录制下来，并将转录后的文字稿发给学生。在他去世后，这些录音和文稿作为其遗产的一部分由其女儿珍妮·施特劳斯（Jenny Strauss）保管。

2008年，列奥·施特劳斯中心在芝加哥大学成立。珍妮和该中心负责人坦纳·塔科夫（Nathan Tarcov）开始推动重制当年课程录音和转录文字稿的工作。于是，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和圣约翰学院四十余门课程的录音便以讲疏的形式陆续出版。《施特劳斯论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历史哲学〉讲疏》（Leo Strauss, On Hegel, Paul Franco ed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中译本2025年出版）便是其中的一部。鉴于自2025年6月30日起，芝加哥大学的列奥·施特劳斯中心永久关停，且其网页也不再更新（先前收录的课程录音、转录稿和施特劳斯本人论文都转移至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研究中心），此书可视为施特劳斯讲疏整理项目的“收官之作”。

理论与实践

对熟悉施特劳斯的读者来说，本书的主题或许令人稍觉意外。黑格尔是施特劳斯在其学术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未曾详细讨论过的伟大哲学家之一。施特劳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究霍布斯、评论朋友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对黑格尔的解读，以及有关现代政治哲学“三次浪潮”的论述中虽然频繁提及黑格尔，但却始终并未对其展开系统性分析。一般认为，施特劳斯在这些著述中流露的有关黑格尔的看法，深受科耶夫对黑格尔独特但或许并不公允的解读的影响。借助这种解读，黑格尔有关主奴辩证法的论述成为施特劳斯理解现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比如，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1936）中指出，霍布斯认为人们对暴力死亡的恐惧，同黑格尔认为奴隶通过与主人展开殊死搏斗而获得自我意识的分析是相通的。因此，施特劳斯认为现代社会得以产生的前提，就是对暴力死亡的普遍恐惧。免于横死而非追求卓越，成为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基础的起点。

这个观点稍加延伸，一个可能的结论就是当现代社会不断发展，也即“现代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断扩张且难以阻挡时，人类整体的道德状况却在不断下降。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变得缺乏道德，而是指人们逐渐不再将最佳的政治形式（无论它可能具有何种形态）视为必然或可能实现的理想目标，并试图论证当前自己现实中所拥有的政治形式便是能够实现或得到的全部。这个推理链条的开端，自然是施特劳斯在梳理政治哲学史时所发现的卢梭的自由哲学，而其终点则是科耶夫在整合尼采和黑格尔学说基础上，所提出的历史终结之时的“末人”。这里的“自由哲学”主要指依据施特劳斯的解读，卢梭尤为强调人类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过渡时所依赖的“公意”（general will），使得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不再能够发挥调整社会秩序的作用，政治形式的构建自此丧失了理想性的维度，而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理性、自由和意志逐渐成为构建社会的基石。“末人”则大体上是仅以生物性需求或欲望的单纯满足为生活最高目标的人，古典时代人们追求卓越的内在激情不是受到压抑，便是消耗殆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施特劳斯有关黑格尔的解读与科耶夫完全一致。当科耶夫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终点是出现一个“普遍且均质的国家”，人们的诸种欲望在其中得到不断满足的时候，他实际上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依据此种立场，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国家，都不具有恒定不变的本性，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生成演变。理解国家、社会以及我们自身，如果执着于追求这种本性，无异于愚蠢的天真或自欺欺人。但当施特劳斯认同科耶夫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终点的判断时，他更多的是持有一种批判、反讽与警示的态度。他认为历史主义的立场遮蔽了有关人类、社会和国家的恒定不变本性的认识，而自己的任务则是揭示出这些被隐藏的真理。在历史主义所激发的相对主义弥漫的现代社会中，探究和断言真理的存在当然并不合时宜。于是，施特劳斯效仿自己眼中伟大思想家的模样，通过隐微写作表达自己的立场，也即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向一小群人展示，并通过强大的修辞技巧瞒过大多数民众。

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不同立场，体现在两者有关哲学与现实，抑或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深层分歧。科耶夫主张哲学家自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亲身介入历史的处境使得检验其所确立的真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历史和社会的检验。这种看法无疑更加契合黑格尔的立场：真理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成为作为整体的真理的一部分。这同时也呼应着黑格尔有关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看法：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到黄昏才起飞。只有当事物历经了充分的发展变化之后，我们才更有可能对之实现全面的把握。

但施特劳斯的看法似乎完全相反。他当然认同历史的发展如黑格尔所说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本书第二讲中，他解释道：“每一个民族精神都历经一个圆圈，从开始经过顶点到其衰败。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没有任何机遇，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通事故会阻止这一个圆圈的完成。”可是，施特劳斯同时认为这个过程“当然对从属于该国的国民来说意义重大，但对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70页）。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施特劳斯对印度和波斯历史的解读中。他提到，只有旁观者能够认识到特定历史发展环节相较于前一阶段的进步，并且更进一步解释说“意识预设了旁观者，即主体或个人”（220页）。这个解读很难说与黑格尔的看法完全相左，但似乎错失了焦点。意识当然源自主体或个人，但主体或个人却并未单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旁观者。他们本身便从属于历史，受其塑造又对其有所影响。

这表明施特劳斯并不接受在黑格尔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历史性”。这导致他不仅将哲学的任务界定为对超越经验世界的纯粹理念或绝对真理的探究，还在哲学方法论层面接受了康德意义上“物自体”的理论设定，也即存在着某种理性尚且无法完全穿透的事物。如此一来，施特劳斯其实是以黑格尔试图反对的方式解读黑格尔。更准确地说，施特劳斯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阐释其实是对其自身看法的表达，与黑格尔的距离反而相对遥远。

理性与现实

如果施特劳斯并不接受一切真理都是历史化的，且会认为存在着超越于历史的永恒真理，他会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一切历史或现实也是理性的吗？施特劳斯本人显然意识到这是他与黑格尔立场最根本的分歧。在讲疏的第一讲中，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前言中指出“现实的就是理性的，理性的就是现实的”时候，施特劳斯将之解读为实然与应然的符合一致。他认为依据黑格尔的理解，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是无序的，在其中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但是从这些事件中却总可以不期而至地产生出某种秩序。这个解读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化用自黑格尔有关“历史的狡计”（the cunning of history）的分析，其原型是黑格尔借用亚当·斯密有关自由市场的讨论，来描述伦理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彼此需求的基本满足之上的交往体系（40、401页）。简单来说，施特劳斯强调的是，从回溯性的视角来看历史或现实确实是理性的，但正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无法知晓这一点。

黑格尔或许并不反对这个论断，但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对黑格尔有关现实与理性辩证关系的充分解读。黑格尔自己在《哲学百科全书纲要》中解释，“现实”主要指的是理念合乎理性地展开与实现，而“定在”或“存在”主要是指我们眼前纷繁复杂的现象或事态；前者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得到确立和承认，而后者往往是短暂和易逝的。更准确地说，黑格尔并不是为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加以辩护。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黑格尔的立场不仅没有保守性，反而颇具批判性和革命性，因为符合理性的事物最终会在社会层面得到确立。从认知角度分析，黑格尔想要表达的可能是如果我们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也就不存在超越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经验世界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理性无法穿透的。更形象的例子是，当我们试图指出现实世界中疯狂与非理性的现象时，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对之有所理解才能作出如此判断，否则我们无法断定其究竟为何物。

施特劳斯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讨论中世纪的历史时，他重点分析了黑格尔的一个论断，即“基督教世界在它自身范围外并没有绝对的存在”（417页）。施特劳斯将这个论断理解为“基督教世界不会‘没有’”。这大体上包含着两方面意涵：其一，这指的是不存在超越人类世界的事物；其二，这指的是不存在超越人类理性或理性本身的事物（418页）。这两个方面的意思可以被概括为，不存在超越于历史的理论，也即一切理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施特劳斯提醒学生“我们应当牢记这一点”（419页）。这里有趣的问题在于，恰恰是施特劳斯本人遗忘了这一点。如果他真正接受黑格尔的立场，就不会主张存在着超越于历史的真理，抑或会转而认为历史本身即是真理。

如何理解施特劳斯在面对黑格尔文本时的这种矛盾？我倾向于认为这并不是施特劳斯不理解黑格尔的立场使然，也并非施特劳斯有意曲解黑格尔而试图辩护自己的立场，而是黑格尔的论述没有真正令他感到信服。在讨论希腊历史时，施特劳斯援引了黑格尔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评述。黑格尔认为“荷马就是希腊世界赖以生活的要素，就像人们在空气中那样。希腊生活称得上是真正年轻的成就；阿喀琉斯这位诗歌中理想的青年开启了它；亚历山大大帝这位理想的现实中的青年终结了它”（285页）。这似乎意味着在黑格尔看来，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施特劳斯则认为，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无法体现希腊生活的“年轻”属性。换言之，施特劳斯可能理解黑格尔想要表达的立场，即历史或现实与理性是同一的，也理解黑格尔在“现实”与“存在”之间作出的区分。但如此一来，黑格尔必须要表明历史当中出现的事件哪些只是偶然的“存在”，而哪些又是具有“理性”意义的“现实”。他认为这种区分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在1958年课程的讲稿中，施特劳斯对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作出了类似的分析：“亚历山大在三十二岁或三十三岁去世——我忘记是由于何种疾病了——这个事实，把它与世界精神的运作关联在一起，就近似于迷信了。”（523页）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并没有完全接受黑格尔将理性与现实等同的看法，而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有待弥合的缝隙。这其实表明，施特劳斯并不是简单地误读了黑格尔，而有可能是在深刻理解黑格尔洞见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立场选择。两者之间的分歧是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歧而非表面的文本解读上的问题。这也是本书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讲疏的重要价值。它展现了一个窗口，由此可以细腻地感受施特劳斯如何通过与学生细读黑格尔文本而与其强大的历史主义立场展开搏斗。

黑格尔与《历史哲学》

《施特劳斯论历史的终结》是施特劳斯讲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课堂实录。施特劳斯之所以挑选这一文本进入黑格尔的宏大理论，主要的考虑是相较于其他作品，这部著作无论对他本人还是选修课程的学生而言都更加易读易懂。如编者所言，施特劳斯在1958年和1965年两次以研讨班形式开设这门课程。但无论是施特劳斯本人还是编者，都对黑格尔讲座及其讲稿出版情况的介绍较为简单。这里不妨对此做一简要补充说明，以便我们更好理解施特劳斯所解读的文本的特征，进而更全面地理解施特劳斯本人的观点。

黑格尔第一次开设世界历史哲学课程是在1822-1823年的冬季学期，此时他在柏林大学任教。此后，在1824-1825年、1826-1827年、1828-1829年、1830-1831年的冬季学期又讲授了四次。《历史哲学讲演录》英文编译者认为，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整个体系的最后一环，但却可以成为黑格尔思想的导论，因为它不仅讨论了历史哲学本身，也介绍了黑格尔理论体系的其他部分，比如法哲学、精神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在1822年这次课程之前，历史哲学并没有成为黑格尔开设的独立课程，相关内容一直隶属于黑格尔的法哲学或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有关国家章节的最后一部分（第341-360节），《哲学百科全书纲要》（1817年）第448-452节以及《哲学百科全书纲要》（1827年、1830年）第548-552节便是历史哲学的早先版本。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课程讲义大多都已散佚，现在已发现和收藏的只有两个手稿残篇。一份是黑格尔在1822年和1828年讲授历史哲学时的导论手稿片段。根据耶施克（Jaeschke）在《黑格尔辞典》（Hegel Handbuch: Leben-Werk-Schule）中的描述，这个导论的标题为“记述历史的方式”（Art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耶施克也是《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十八卷黑格尔手稿的编者，该卷收录了这一导论。但根据《黑格尔全集》理论著作版的记录，它的标题是“研究历史的方式”（Die Behandlungsarten der Geschichte）（参见Walter Jaeschke, Hegel Handbuch: Leben-Werk-Schule [3. Auflage], J. B. Metzler Verlag, 2016, S. 368;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uhrkamp Verlag, 1970, S. 543）。这个手稿包含三张，一张收藏在柏林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博物馆的黑格尔馆藏，剩余两张在马尔巴赫的席勒国家博物馆德语文献档案。这份手稿上黑格尔分别标记了1822年10月31日和1828年10月30日两个日期，这意味着该手稿可能是黑格尔为早先课程准备的，但之后进行了修改。不过，后来的黑格尔文稿整理者根据墨迹和纸张成色推断，这份手稿并不是最初1822年那份，而有可能是黑格尔从原先文稿中重新抄录复制并标记了原初日期。

另一份是黑格尔1830年课程导论的讲义，也收藏在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博物馆的黑格尔馆藏。这份手稿较前者更为完整，并且包含有黑格尔的许多修改与编辑。整理者推断，这很可能意味着黑格尔有出版该课程讲义的计划。不过整理者通过对比黑格尔讲义和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发现，讲义和课堂笔记的内容有所出入，甚至在一些章节和段落中完全不同。

除却以上两份手稿，还有两组活页文档与历史哲学课程相关。一组在柏林国家图书馆。整理者看到这一组的开篇是在一个单张四开本的活页背面写着“也是无穷无尽的复杂性的奇观”，这个活页的正面是爱德华·甘斯写的有关法国七月革命的情况，时间是1830年8月5日。另一组在佛罗伦萨国家中心博物馆，是黑格尔在1829年11月27日写给弗里德里希·威尔肯（Friedrich Wilken）的一封信，这封信背面有一些有关历史哲学课程的手稿。

相较于黑格尔的课程讲义或手稿，学生的课堂笔记反而是其思想更全面（但未必是更准确）的记录。现在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课程演讲录的整理，主要源自如下笔记。首先是1822-1823年课程的学生笔记。它们来自卡尔·古斯塔夫·朱利叶斯·冯·格里斯海姆（Karl Gustav Julius von Griesheim）和海因里希·古斯塔夫·胡托（Heinrich Gustav Hotho）。前者笔记较为详细完整，后者则多有缩略。不过根据整理者分析，后者反而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黑格尔的语言和哲学概念。在必要的地方，又根据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尔曼·维克多·冯·科勒（Friedrich Carl Hermann Victor von Kehler）的笔记加以补充。1830-1831年课程的笔记则是由黑格尔的儿子卡尔·黑格尔整理。

从《历史哲学》的出版情况来看，如施特劳斯和本书编者介绍，黑格尔的“得意”弟子爱德华·甘斯是首位编辑整理上述材料的人。他编辑整理的《历史哲学》出版于1837年，是当时筹备出版的黑格尔十八卷文集中的第九卷。他主要依据的材料是黑格尔在1830年课程的学生笔记，也参考了黑格尔的课程讲义。甘斯去世后，1840年卡尔·黑格尔编辑出版了第二版《历史哲学》，在甘斯的基础上补充了黑格尔早年课程中的材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确实如施特劳斯所说，这本作品是一束材料捆绑而成，内在逻辑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一致，不能等同于黑格尔本人出版的著作。施特劳斯课堂上由赖因肯朗读的英译本，便基于这个版本。它由约翰·斯博里（John Sibree）翻译，出版于1857年，在一百多年时间里都是《历史哲学》唯一英译本。

《历史哲学》最早的完整中译本便基于斯博里这个译本，由我国著名学者王造时先生翻译。王造时先生出生于1903年，江西安福县江南乡人。他不到十四岁就考入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在不到五年时间里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为人正直，是五四运动等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重要先驱之一。根据检索，李天纲先生曾撰文指出，早在1932年，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就出版过王灵皋翻译的《〈历史哲学〉纲要》，不过这是一个节译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造时与谢诒徵合译的《历史哲学》，这才是我国首部全译本。此外，同年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朱谦之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性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由此可见当时黑格尔历史哲学在我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文本与编纂

有关《历史哲学》的文本，编纂思路同样值得关注。在卡尔·黑格尔于1840年出版概述第二版后，如施特劳斯和本书编者所言，格奥尔格·拉松（Georg Lasson）在1917年推出四卷本的《历史哲学》。这一版中的第一卷，后来由霍夫迈斯特于1955年加以修订，并由尼斯比特（H.B. Nisbet）在1975年译为英文（其他部分则尚无英译）。这一卷的内容就是历史哲学的导言，题为“历史中的理性”。上述版本都存在的问题就是文本编辑都想构造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本，因此不知不觉地模糊了不同年份讲座之间的差异。

《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为了纠正上述问题，在编辑中遵循了如下原则：其一，将现有的黑格尔手稿编入第十八卷，将历次根据学生笔记整理的讲疏收录于第二十七卷；其二，学生们的课堂笔记按照编年史顺序放入各个分册，以此展现黑格尔每次课程中的发展变化。在该“历史考订版”外，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二十卷“理论著作版”第十二卷也可参考。该书附录收录了黑格尔两版“历史哲学导言”以及《精神哲学》中有关世界历史的相应章节。

在中文世界，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译自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第二十七卷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译自理论著作版《黑格尔全集》第十二卷的《历史哲学演讲录》。在英语世界，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和彼得·霍奇森（Peter Hodgson）近年来重新整理和翻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课程讲义与笔记，并于2011年推出《历史哲学演讲录I》，收录了黑格尔1822-1823年课程的学生笔记以及黑格尔本人的导论讲义。根据编者介绍，后续会推出黑格尔1830-1831年课程的导论讲义与学生笔记。他们所依据的德文版本是耶施克编辑的黑格尔《全集》第十八卷《演讲录手稿II（1816-1831）》（Vorlesungsmanuskripte II [1816—1831],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5）以及卡尔·海因茨·伊廷（Karl Heinz Ilting）、卡尔·布雷默（Karl Brehmer）和胡·纳姆·西曼（Hoo Nam Seelmaan）编辑的《黑格尔演讲录：笔记与手稿选》（Vorlesungen: Ausgewä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6）第十二卷。

因此，从文本编辑与整理来看，我们有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理解无疑仍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用黑格尔自己的语言表述，无论是相关文本，还是他有关历史哲学的立场，只有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之时，我们方才能够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