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奢侈品爆款以“骨折价”被大肆销售，很少有人会想到，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以亲属为纽带的制假售假链条。

2025年9月，由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季某某等6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宣判。该案系崇明区迄今涉案金额最大、涉案人数最多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协同发力，通过对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物流单据等海量数据进行研判，针对性讯问态度配合、角色清晰涉案人员，一个以季某某为核心、以其亲属为骨干的家族式制假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季某某总揽全局，负责生产统筹与销售规划；其弟专攻技术环节，承担研发、选料与质检工作；儿子化身“微商客服”，主导前端销售推广；另有专人负责原材料采购、生产车间管理、外包加工对接等环节，形成“研发—生产—仓储—销售”的完整犯罪闭环。

承办检察官结合涉案产品未获品牌授权、售价远低于正品市场价、季某某在微信中直接下达制假指令等多重证据，彻底戳穿该团伙“不明知”的谎言。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季某某等人深度参与制假环节，销售的也是同一批侵权商品，其行为本质上是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完整实施过程，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一罪整体评价。

最初的审计报告显示，该团伙销售假包金额为1000余万元。但季某某团队既制假又售假，且犯罪时间跨度长，仅以销售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是否能全面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带着这一疑问，检察官对案件证据再梳理、再深挖，在数万条聊天记录中发现重要线索：工厂主叶某某雇佣的财务人员手机中竟存有2018年以来的全部生产数据，涉及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此外，季某某与另一工厂主罗某某之间存在频繁的大额资金转账，经核查确认均为制假往来款。检察机关遂要求补充审计，最终追加认定季某某制假数额至4000万元。

制假4000万元、售假1000余万元，二者差异为什么这么大？检察官通过审查销售记录的连续性、收款渠道及交易方式，发现季某某曾更换过销售手机，导致部分销售数据缺失。根据司法解释，“非法经营数额”涵盖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等全部环节的侵权产品价值，故依法应以制假数额4000万元作为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关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