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周王仁裕所著的《玉堂闲话》中记载了五代中原、秦陇及陇蜀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地方风土人情，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书中《杀妻者》一篇，记录了古人审慎办理一桩无头尸案的全过程。该案侦办逻辑严密，生动展现了古代司法官“慎刑恤狱”的办案风范。因情节曲折且极具代表性，该案先后被《疑狱集》及《折狱龟鉴》收录。其中，《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府从事开坟验尸”，还增补后世同类疑案进行比对，使其借鉴意义更为突出。

　　案件是这样的：有一男子外出归来，发现妻子惨遭杀害，尸身尚在，头颅却不知所终。他既悲恸又惊惧，急忙将噩耗告知妻子的娘家人。不料娘家人闻讯后，竟一口咬定是该男子行凶，当即将他扭送至官府，要求严惩。男子不堪严刑拷打，被迫认罪。相关罪状文书很快收集齐备，众人皆以为案件已明。唯独当地州府的一名从事（古代幕僚类官职）对该案心存疑虑，向上级陈情道：“我身为幕僚，理应恪尽职守。更何况人命关天，一旦错判便无可挽回。此案有不少蹊跷之处，丈夫怎会忍心杀害结发之妻，还割下头颅？就算一时萌生恶念起了杀心，事后假装病故也好，谎称暴毙也罢，何必留着尸身却丢掉头颅，过于引人猜疑。恳请宽限时日，让我重新查证。”

　　经太守许可后，从事立即展开彻查。他先将那男子转押别处，详细问询案发经过，供给正常饮食并严禁刑讯逼供。接着，彻查城中从事仵作或殡葬行当的人员，并对案发前后一段时间内的人员死亡情况全面摸排，竟从收集的信息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有一富豪家中的奶妈死亡。据参与送葬的抬棺人称，棺材异常轻巧，不像是装了尸体。从事当即带人开棺查验，发现棺内仅有一女子头颅——经比对，正是男子家中那具无头尸身的首级。真相至此大白：富豪杀害奶妈后，将其尸身伪造成男子之妻的模样，并将男子之妻藏匿于密室中。蒙冤男子终得释放，沉冤昭雪。

　　纵观案件审查过程，古代司法的慎刑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慎刑理念首先体现在情理的推演与分析上。尽管男子已“自诬杀人，甘愿一死”，形成了看似完整的证据链，但从事并未被表面证据迷惑，而是从人性常理出发层层剖析：他质疑夫妻伦理层面的杀妻动机，指出犯罪行为逻辑上的矛盾之处，更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反问作案手法的合理性。这种基于生活经验与人性洞察的推理方式，在当时刑讯盛行的时代尤为珍贵。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从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构建起一套超越时代的权利保障体系。他将嫌疑人“移此系者，细而劾之”，更换关押场所以方便细细审问，同时排除外界不当干预；“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为嫌疑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无疑体现了从事对刑讯逼供的怀疑乃至否定，称得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程序正义”探索。

　　用现代视角审视，该案的侦查策略堪称古代版“数据采集与分析”。在数据采集与整合层面，从事“遍勘在城伍作行人”，全面核查近期殡葬记录。既明确了信息采集的范围（仵作、殡葬从业者），又锁定核心数据（死亡安葬信息），在当时条件下搭建起简易的“城内死亡人口信息库”，实现了对离散信息的整合，并为后续分析案情奠定了基础。在异常数据识别层面，展现了敏锐的数据洞察力。当抬棺人反映棺材轻到“甚似无物”时，从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异常信号——棺材重量异常，违背了殡葬活动的基本物理规律。这种对数据异常的敏感，类似于现代侦查中的“异常行为识别”。更关键的一步是，从事没有将这个线索视为孤立的怪事，而是将其置于整个数据网络中进行分析。最具启示意义的是数据关联与验证，从事将“富豪家奶妈死亡”与“男子的妻子遇害”两个看似无关的事件联系起来，通过开棺验尸和尸首配对，完成了从数据推测到实证检验的关键一环，最终既为蒙冤者洗清罪名，又将真凶绳之以法，维护了社会秩序。

　　《杀妻者》篇不仅记录了一桩奇案，更体现了古代慎刑理念与数据智慧。该案揭示了慎刑在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也展现了数据智慧的超前实践。从事“广泛采集信息—识别异常线索—关联验证真相”的侦查逻辑，与今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核心思路一脉相承，实现了古代司法智慧与现代法治实践跨越时空的呼应。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