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杨  杰  俞祖华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国紧密联系，引导妇女实现角色的时代转换，以各种方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新中华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顺应时势发展的需要，关注陕甘宁边区妇女的现实状况，呼吁她们以实际行动参与抗日救国的具体行动，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巾帼力量。

　　支援抗战的女英雄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动员下，陕甘宁边区妇女逐渐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军事斗争，树立了支援抗战的女英雄形象。

　　鼓励男子上前线。全民族抗战初期，由于敌人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前方抗日军队伤亡惨重，战士减员严重。面对兵员不足的现状，边区政府相继发起了踊跃参军入伍的号召，并希望妇女成为“动员自己的父亲丈夫儿子上前线杀敌这种新意义的贤妻良母孝女”。因此，边区各地妇联会积极呼吁妇女鼓励自家父亲、丈夫、儿子以及其他男丁参军参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政策，抗属们逐渐明白参军光荣的意义，光荣地作了边区妇女的先锋。《新中华报》对先进妇女代表的事迹进行了宣传和介绍。例如，吉县东北六十里县底村的一位老太太，她的丈夫和大儿子都参加了抗日军队，在谈起大儿子鸿宾时说“他年轻人，有血性，本应该为国效劳”，并认为她的儿子“杀鬼子是应该的”，表达了一位母亲的爱国卫国认知。延安县妇女萧桂芳也表示“我们今后要更多动员男子上前线，自己要更加努力生产学习”。1941年延安举行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一位五十余岁的模范抗属讲“送丈夫送儿子去前线，不要哭，等抗战胜利后再团圆”。边区妇女动员自己的男性亲属当兵入伍，体现了她们以家国利益为重，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怀和宽广胸襟。

　　热心慰劳军队将士。边区妇女除了鼓励亲属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外，还积极响应妇联会的号召，通过输送衣服食品、慰问军人家属等方式犒劳前方奋勇杀敌的抗日将士。1938年11月20日，《新中华报》宣传了安定县妇联会为慰劳抗战将士发起的“捐助一千双鞋子运动”，短短两星期就募集到三百余双鞋，成效显著。1939年9月12日，该刊报道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利用9月的秋假，“写慰问信”并“组织慰问团，携带慰问品分赴八路军模范军医院及边区医院等处慰问伤病战士”的活动。1940年3月12日，该刊赞扬了边区妇女于去年冬天做鞋一万余双，慰劳抗战将士和后方部队“计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五千余双，后方各留守部队四千余双”，今年“三八”节又赠送“延安各机关部队鞋子一千余双”的光荣行为。边区妇女的慰问激发了前线将士杀敌报国的斗志。

　　保卫边区的女战士

　　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遭受着日军军事打击和国民党军事包围的双重压力。为了配合正规部队作战，更好地保卫与巩固边区，边区政府决定成立抗日自卫军组织，充实边区的武装力量。

　　踊跃参加自卫军。在边区危亡之际，边区妇女们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走出家门，加入抗日自卫军。1938年5月18日，邓颖超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中指出“凡年在18岁至30岁的放足、大足妇女，均能参加自卫军，18岁以下，加入少先队”，且女自卫军和正规作战部队一样有着班、排、连和营等编制。在政府的组织和妇女的配合下，边区各县、区和乡几乎都组建了不同规模的女自卫军。延安县东一区便有女自卫军和少先队共数百名；延川县永胜区和禹居区的妇女自卫军活跃在各方面的工作。而每年边区各地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中，检阅女自卫军是主要的活动之一。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38年底，仅仅一年多时间，边区女自卫军队员的总数就接近5万人，“大脚参加自卫军，小脚参加慰劳队”的歌谣生动体现了边区妇女对参加自卫军的高度热情。整个抗战期间，边区女自卫军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

　　自觉承担护卫工作。边区女子自卫军成立后，除了定期开展必要的军事训练，以提高防卫技能外，还负责侦察、警戒、防特和捉捕逃兵的日常保卫任务，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对此，《新中华报》有许多专门的报道。例如，志丹县五区的妇女尚明义联合五位女自卫队员“把这两个逃兵捕获送交区政府”；延长县四区的女自卫军在边区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下，每日进行“军事政治教育”“查户口”“放哨”和“督查”等日常工作；女子大学的学员担负起学校门楼前“荷枪警卫”的任务。边区女自卫军的保卫工作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区的稳定。

　　努力生产的女劳模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抗日军队急需扩充大量的战斗人员，大批的男子参军入伍，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抵抗日寇，而后方生产发展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妇女身上。陕甘宁边区妇女响应政府的号召，投入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当中，从传统家庭的“依附者”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建设者”，为边区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热情投身农业生产。前线和后方的粮食供给是坚持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本保障。由于边区劳动力的短缺，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春耕、秋收运动，保障粮食顺利产出成为这一时期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边区政府为了帮助妇女们学习耕种技能，在各乡成立妇女学习生产小组、劳动互助小组，妇联下设有生产委员会，经常给以指导。在生产运动的推动下，边区各地普遍展开了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的生产竞赛活动，并创造出许多女劳动模范。《新中华报》对边区生产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女劳模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宣传报道。例如，张有英、贺得贤和李季凤的母亲等五位女劳动英雄除了在家“做饭”“养猪”，还每天按时“送饭”“驮水”到地里去，并主动承担了“牧羊”的任务，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行动，影响和推动了她们附近区域的妇女们也大批地自动地帮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参加春耕劳动；志丹县的一个妇女每天上山开荒耕地，自己开垦了三四垧地；甘泉县第二区一位五十二岁姓杨的老婆婆在春耕运动中，虽然她家中没有一头牛，但是“用自己的力去换取别人的牛力”，前后共计种了十八垧地。对此，陕北歌谣中唱道“男人们前方去‘闹枪’，后方的生产靠婆姨”。

　　积极参加纺织运动。边区布匹、棉花等生活物资极度短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边区妇女在政府的组织下开展了纺织生产运动。其中，边区建设厅用合作社方式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发展纺织工业，并指示延安等八县组织棉毛纺织生产合作社115所，而延长县则成立纺织生产合作社，并积极组织妇女纺织组，进行纺织。在这样的动员和组织之下，1944年边区参加纺织的妇女总数约15万人，纺纱量高达1660203斤，织成大布114497匹，基本满足了边区的布匹需求。

　　为了动员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运动，中央妇委会专门指导举办“三八”节展览会，展示边区妇女们在各个生产劳动战线上取得的突出功绩。1941年3月16日，《新中华报》介绍了延安青年俱乐部举行“三八”节展览会的基本情况。大会展览品内容甚为丰富，其中专设“妇女生产的成绩”部分，用以展览妇女的工业成绩，如纺毛织衣，边区难民工厂妇女生产的布匹和鞋袜等。

　　参政议政的女主人

　　传统社会的妇女地位低下，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给予陕甘宁边区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各项权利，使得她们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担任政府各部门职务，参与边区的各项工作。

　　给予参政议政权利。边区政府实行抗日民主的选举制度，“女子不要多嘴”和“女子不要多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1937年5月23日，《新中华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章第四条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1939年修订为十八岁），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直接从法律上确立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边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在边区政府与各级妇联会的呼吁下，妇女们积极参与选举运动，从而走上管理各项政治事务的岗位。例如，神府县有女乡长负责乡政府的具体工作，延安县六区三乡也有数名女乡长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女干部是延安县直属东一区女区长刘生云，她身残志坚，努力学习，在负责东一区的妇女、民政和生产等各项工作中，受到当地民众一致好评，被“东一区群众选为区长”。她不仅是“农妇中的杰出者”，更是“延安县模范区的女区长”。这些鲜活的例子表明女子和男子一样具备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从而带动更多的边区妇女参与到政府事务中。

　　建立健全妇女组织。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顺利召开，宣告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它是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标志着边区乃至全国的妇女运动有了新的统一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出席大会并题词道：“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1939年3月6日，《新中华报》刊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中要求“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在中共中央与边区妇联会的统一指导下，各县、区、乡和村成立了相应的妇女联合会、妇女救国会和妇女代表会，并积极动员当地妇女加入所属的妇女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边区加入妇联会的妇女总数约达27万人。此外，边区妇女几乎在各乡各村都有女自卫军、慰劳队、识字小组等组织。各级妇女组织的不断成立和完善，使得边区妇女有了学习进步、参与政府事务的重要平台。

　　综上而言，《新中华报》精准定位党报政治属性，积极宣传党的妇女政策，从多方面展示了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新形象、新面貌和新身份，这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妇女抗战动员起到了积极影响。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