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诞生第一位状元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为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选拔出了500余名状元。而在我国历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位状元,享有“中国第一状元”之称的,正是唐朝名臣孙伏伽。

　　□张永红

　　作为封建社会重要人才选拔制度的科举制,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从隋大业三年(607)的第一次进士科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续了1300多年。

　　隋炀帝大业三年首次开设进士科,开创了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的先河,此时的科举制尚未有“状元”之称。到唐朝时,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者皆需投名状,因此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位于科举考试金字塔塔尖的状元,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我国历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位状元,享有“中国第一状元”之称的,是孙伏伽。有关这位科举“大咖”的史料并不算多,甚至连其准确的出生日期也难以考证。仅在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中收录有《孙伏伽传》,全文共600多字,概括介绍了孙伏伽的生平和政绩。通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位“中国第一状元”的传奇人生:参加两朝科举,直谏两代皇帝。

参加隋唐两朝科举

　　孙伏伽具体生年不详,大约于南北朝末年至隋开皇初年,出生于贝州武城的一个书香门第,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在科举考试中首开“状元”之先河,同时也以敢言直谏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孙伏伽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识,怀有远大的理想抱负。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非常重视人才选拔。大业三年,隋炀帝杨广打破自汉朝以来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开设了第一次进士科的科举考试。孙伏伽满怀信心,西去京城长安赶考,结果高中进士,一举成名。目前,有姓名可考的隋朝进士仅有7人,孙伏伽和唐代名相房玄龄即名列其中,足可见其才华之卓越。中举之后,他步入仕途,做过地方小吏,大业末年迁万年县法曹参军,审理刑狱,督捕奸盗,颇有政绩。

　　随着隋王朝的日益腐朽,孙伏伽有才难展,在仕途上颇不得志。他目睹了隋王朝由腐败走向灭亡的过程,亲身经历了战乱之苦,更加坚定了报效国家的决心。及至唐朝建立之初,孙伏伽跃跃欲试,准备一展才华,以求得到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正值大唐初立,唐高祖李渊为维护统治、巩固基业,下诏开科取士,广招天下贤才。武德五年(622),唐朝举行了首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意义重大,标志着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的核心途径,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因此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伏伽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充分的知识储备,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不仅笔试获得第一名,殿试也表现十分优异,被唐高祖李渊钦点为状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状元,孙伏伽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状元”。

直谏两代皇帝

　　唐朝建立之初,朝野上下一些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竞相向朝廷献祥禽、瑞兽、琵琶、弓箭等物,为皇帝歌功颂德。内臣们向民间妇女借裙襦五百余件,准备演百戏散乐于玄武门,为皇帝大搞庆典活动。眼见隋末的腐败之风又要盛行起来,孙伏伽心急如焚。为使唐朝不再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使百姓免遭再次战乱之苦,他冒着惹恼皇帝可能被杀头的危险,直接向唐高祖上书,倡言三事:一是“广开言路”。他在谏书中指出“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天下”,建议皇帝多听取直言敢谏之士的逆耳忠言,少听阿谀奉承之词。二是“废百戏散乐”。他向皇帝陈述,百戏散乐是不健康的歌舞音乐,有伤大雅,贻误子孙,要“放郑声,远佞人”,将百戏及散乐一并废之。三是“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建议在给皇太子及诸王子选任下属官员时,要选一些贤能有德之士,让他们远离那些市井无赖、声色犬马之徒。

　　孙伏伽所上之书言辞恳切,处处以亡隋为例,为唐高祖李渊敲响了警钟。李渊读罢孙伏伽之书,并未被其激怒,反而对其大加赞赏:“伏伽至诚慷慨,据义恳切,指朕失无所讳。”立即下诏封其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

　　当时,天下战乱尚未平定,百姓赋税繁重,孙伏伽屡次上书,奏请改革税收制度,减免赋税,以减轻百姓负担。此后,孙伏伽又为平定边防频频上表献策,并请设“谏官”一职。其建议均被唐高祖采纳。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孙伏伽被赐爵为乐安县男。贞观元年(627),孙伏伽转任大理少卿。当时,唐太宗爱好骑马射箭,经常外出狩猎。孙伏伽向太宗上书,谏止游猎骑射,受到嘉纳。据《新唐书》等记载,某次唐太宗准备外出时,孙伏伽赶来拉住马缰劝谏,指出天子狩猎有失体统,并以“马缰绳绕腰间,跪于马前”的方式死谏,表示“愿以死换皇上纳谏”。唐太宗最终取消狩猎计划。贞观十四年(641),孙伏伽升任大理寺卿,成为大唐掌管刑狱的最高行政长官。

　　孙伏伽曾参与修订唐朝第一部成文法典《武德律》。在修订时他坚持“宽仁”原则,删减了原法典中许多严苛的条款,比如废除“连坐”之刑,让百姓不再因家人犯错而受牵连。这部律法后来成为《唐律疏议》的基础,影响了后世近千年的法律体系,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孙伏伽又出任陕州刺史。永徽五年(654),孙伏伽因年老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武城安度晚年。显庆三年(658),病逝于家中。

　　孙伏伽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一个底层官吏到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先后参加了两个朝代的科举考试,成为深受皇帝信任和百姓敬仰的诤臣,其直言精神成为后世士人的典范。

“运河明珠,状元之乡”

　　自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起,武城先后诞生过16位文武状元,因此有着“运河明珠,状元之乡”的美称。

　　唐显庆三年(658),孙伏伽病逝后,葬于家乡武城,具体位置为今河北故城县西半屯镇双屯村北郑清公路东的“双冢子”。实际上,位于大运河东岸的武城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区划建置变动频繁。武城在夏商时期,属兖州地。战国时期,属赵国,因地处赵国东境边塞,地形平阔,为防御齐国侵犯,筑城备武,武城因此而得名,城址在今河北省故城县西半屯镇瓦子庄。西汉初,置东武城县,治所在原城址。西晋太康年间(280—289),改称武城县。自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起,废清河郡置贝州,武城县属贝州。

　　历史上,武城县辖区曾横跨大运河两岸,比现有辖区要大很多,包括今山东武城县大部、河北故城县和清河县的部分区域。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1964年12月,山东、河北两省以运河为界重新调整边界,将武城县运河以西区域的244个自然村划归河北故城县,将河北故城县的两个行政村划归山东武城县,形成如今的行政区划格局。

　　(作者为高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