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前线理论圈）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作序，写下《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

写作这篇文章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兴起。

1926年5月至9月，为迎接革命高潮到来，毛泽东担任所长，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其间，他组织编印《农民问题丛刊》，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经验，用以指导和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套丛书原计划出版五十二种，实际上出版了二十六种。在这之前，1923年4月，毛泽东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人返回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提出应注重农民运动；1925年2月，毛泽东回到韶山，组织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开展“平粜阻禁”斗争等。

理论层面，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等文章。这些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都为这篇序言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开宗明义，开篇第一句便提出中心思想：“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指出：“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段论述内含层层递进的逻辑：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离不开农民的拥护；赢得农民拥护，必须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关键在于开展农民运动。

但在当时，这一认识尚未形成共识，毛泽东是站在时代前沿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他在文中直言：“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要理解这一判断，可以参照毛泽东1925年12月1日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所附题注记载：“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为什么只有获得农民拥护，国民革命才能走向成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农民数量庞大，是革命的生力军。192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谈到，全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百分之八十，“我们就不能否认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

其次，农民遭受的剥削压迫最为深重，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性。文中写道“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

最后，动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根基必须依靠农民，农民是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剖析了帝国主义、军阀在中国赖以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提出：“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原因在于：“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

他同时指出，打击买办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同样离不开农民参与，“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结论：“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应当如何解决农民问题？要研究、要组织、要斗争、要准备。文中指出农民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

针对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这也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意义所在。再就是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疾苦、懂得农民需求，“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这指的是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农民中建立农民协会，只有这样“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农民的问题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我们应得预先准备”。

如何开展农民运动？文中提出，当时农民运动是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阶级斗争，其中政治斗争尤为突出。农民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在于“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与城市工人运动有着明显区别。

文章刊发之后，迅速引起各方关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9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予以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求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依据毛泽东的观点充实宣传内容。

历经百年洗礼，今天重读此文仍发人深省。文中洞察时局问题的深邃眼光、立足实际破解难题的务实思路，为我们当下工作提供了重要镜鉴，激励我们坚守初心使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作者：赵寿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