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无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只有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埃里克·布莱尔于1903年出生在英属印度彭加尔省（孟加拉邦）的一个殖民政府下级官员的家庭，父亲供职于印度总督府鸦片局。一岁时，布莱尔随家人回到英国，先后就读于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St Cyprian's School）和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伊顿公学毕业后，奥威尔因家庭经济原因未能进入大学深造，而是在1922年选择加入了印度帝国警察（Indian Imperial Police），在缅甸服役。1927年底，布莱尔辞去警察职务，先后在巴黎和伦敦的贫民区从事各种底层工作，如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等。1933年，他以“乔治·奥威尔”为笔名发表了第一部著作《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后来，使奥威尔这个名字传遍世界的是他的中篇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A Fairy Story，1945）和长篇小说《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

我的这个小专栏《上海书评·一周书记》今天写到第九百零八期，突然想起在十八年前的第一期（2008.6.22）就写了奥威尔，是从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1940-2021）的《途中的镜子—— 文学与现实世界》（A Mirror in the Roadway：Literature and the Real World；刘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4月）谈到奥威尔。迪克斯坦在论述《1984》的时候说“冷战遇到了它真正的诗人”，因为奥威尔独创了“新语”（Newseak）、“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等新词。说来好玩的是，我的朋友胡洪侠近日被改名为“胡威尔”，是因为他收了最齐全的各种版本《1984》，他的夜书房文集中出现最多的外国人名是奥威尔。看来“胡威尔”早就应该在深圳的居民户籍本上登记下来。不过更重要的是，看看大侠身边那些著名的读书人，陈威尔、张威尔……很快也就涌出来了。既然“奥威尔”漫天飞，就应该了解他的前世真身——布莱尔，更应该知道一个在缅甸的英国警察是怎样炼成奥威尔的。

美国著名旅行作家、小说家保罗·索鲁（ Paul Theroux）的小说《奥威尔的缅甸岁月》（Burma Sahib，2024；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6月）讲述的就是布莱尔如何成为奥威尔的故事。先看原书的书名Burma Sahib。“缅甸萨希布”？Sahib这个词在英殖民印度时期广泛使用，是对英国官员或地位高的男性的尊称，有译作“白人老爷”。因此索鲁这部小说的原名直译就是“缅甸的白人老爷”。实际上在书中“白人老爷”这个说法反复出现，而且正是布莱尔不断在内心感到不安与反感的称呼——“‘你已经是真正的白人老爷了。大好人生在等着你。’布莱尔听到‘白人老爷’这个词时感到局促不安——他根本不是白人老爷。他是一个心存疑虑的白人，忧郁的白人，悲伤的缅甸白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是什么白人老爷，也不好意思透露他的年龄。”（99页）问题是读者光看“缅甸的白人老爷”这个书名，未必能够与奥威尔联系起来，而“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则很直接地表达了该书的核心内容，虽然又太贴近奥威尔自己写的小说《缅甸岁月》，以至说不定有人会把两部书混在一起。总的来说这个书名还是比较贴切的。

一个在缅甸的英国警察布莱尔是怎样炼成作家奥威尔的？答案的来源当然不止一个，最直接的是奥威尔在《奥威尔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的回忆性自述，然后就是他自己写的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 1934），还有他的散文《绞刑》（A Hanging, 1931）、《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 1936），最后就是这部保罗·索鲁的小说《奥威尔的缅甸岁月》。这样看起来，奥威尔自己早已通过自传、小说和散文写过他的“缅甸岁月”，索鲁还要写这部小说的难度挺大的。需要提到的是，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和保罗・索鲁的《奥威尔的缅甸岁月》这两部小说都是取材于布莱尔在缅甸殖民地的经历和体验，但是创作旨趣、叙事使命截然不同。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以自身经历为基本素材，通过虚构人物约翰・弗洛里的精神毁灭与悲剧性结局来反思英殖民帝国与被殖民者的双重腐化；索鲁的《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则是一部以埃里克・布莱尔（奥威尔的原名）本人的真实经历写成的带有非虚构性质的小说，力图讲述缅甸的皇家警察布莱尔是如何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认识和感受英帝国殖民专制体制的虚伪、腐败，从而成为一名反抗殖民专制的作家的成长故事。可以说索鲁的小说既是依据《奥威尔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和相关材料写成的传记式小说，同时也是对奥威尔的《缅甸岁月》的同构性回应。

那么现在接着要问的是，保罗·索鲁的这部小说是如何把一个在缅甸的英国警察是怎样炼成奥威尔的？该书中译本封底的推荐语概括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奥威尔曾经说过，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经历一个虽然短暂，但是不可逆转的个性成型期。对于奥威尔来说，这个成型期就是他的‘缅甸岁月’。当然，那个时候，世上没有奥威尔，只有一个叫做艾里克·布莱尔的十九岁年轻人，刚刚从英国顶级名校伊顿公学毕业，坐上一条开往缅甸的邮轮，准备开启他‘大英帝国皇家警察’的人生之旅。只是，我们都知道，那不会是他真正的归宿。他沉默，内敛，书生气，有着难以妥协的精神敏锐度—— 一言以蔽之，他不会是英印帝国体制的一枚合格螺钉。也正因为此，他被整个体制所排斥，被英国同僚们所厌恶，而与此同时，他也无法融入缅甸的当地‘土著’中间。在这痛苦的五年时间里，从曾经青涩的布莱尔身上，一个新的人格终于破茧而出：洞察人性，内心复杂，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对于权力始终保持深刻的怀疑。因为，这个男人知道，权力禁锢的不只是那些受制于它的人，更是那些看似掌握它的人。”（封底推荐语）因此可以通过保罗·索鲁的小说，看奥威尔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是：权力面具的碎裂一刻，恰是奥威尔的诞生之时。

应该强调的是，读书是使布莱尔从皇家警察成为奥威尔的关键途径。在驶向缅甸的轮船上，布莱尔尽量躲在船舱里，不愿意与休息室里的那些人无聊地应酬。同行者敲门找他，说担心他病了，布莱尔说：“我很好——只是读书和躺平罢了。”（27页）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更接地气，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网文题目。布莱尔在他的缅甸岁月中的确是一直在读书，阅读成了抵抗外部世界和成就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那个日后将成为奥威尔的人——的唯一武器和途径。他一直读着莎士比亚、H. G. 威尔斯、毛姆和杰克·伦敦的书，布莱尔的阅读与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察、感受融合在一起，当他看到或听到那些农民和无家可归的寡妇及孩子的事情，他会想到在托尔斯泰或高尔基的作品里看到的那些绝望的农民（148页）。读书就像一台自动记录仪，刻写着他在缅甸岁月中的所感所思，时刻映照出他内心真实的波澜——“布莱尔放下书，对自己说过的话感到后悔，对这番谈话感到后悔。阅读是一种亲密的行为，你的阅读表明了你的身份。而我的书目表明我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警察。”（234页）

读书激发了布莱尔的写作灵感。他读完了杰克·伦敦的《深渊之民》之后，想到自己也要到收容所去，要住在廉价旅馆里或者和采摘啤酒花的临时工在一起，并且会感到快乐（429页）。同时，当布莱尔读到讨厌的书时，在内心深处会产生成为一名作家的渴望。当他在毛姆、吉卜林和福斯特的书中发现与眼前现实的隔阂之处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所熟悉的人物，想到在社戏中欢腾喧闹的鼓手和舞者、令人神往的稻田和丛林景观，以及殖民地生活的现状，这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才是小说的真正素材。他能够认识到在诗歌与小说之间，自己的长处与方向是什么。“他想：我的诗矫揉造作，充满试探，过于讲究。隐瞒了太多东西。不是当警察的自我，而是另一个自我，真正的自我，怀疑者、嘲笑者、逛窑子的嫖客。如果我有勇气的话，它们可以被写成一本书。”（262-263页）布莱尔在前往缅甸的轮船上写了一首诗的开头：“在我房间里匆忙奔走的老鼠……”，却一直无法完成它（138页）。应该说这首诗的开头还是有点意思的，但是他可能感觉到郁积在内心所要表达的事物和情感与诗歌这种体裁难以匹配。在书中，另一个自我不断出现。“那不是警察布莱尔，而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安分的追问者、怀疑论者、唱反调者。”（298页）

到了缅甸之后，从开始进入训练学习到成为实习警察，在对话中不断出现行政长官和警察首长对这个新入伍的英国警察的训导，既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中英属殖民地统治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和统治手段，以及布莱尔从皇家警察成长为作家奥威尔的真实语境，当然也表现出作者在今天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立场。布莱尔刚来报到时，总督就对他说：“我们在缅甸的使命是什么？”“在我看来，不是为了帮助大众进行政治教育。那是通往无政府状态和动乱的道路。”“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给野蛮地区带来法制和纪律，并维持秩序。”“民主？我说，民主？”他以酸溜溜的语气说出这个词，就像是在诉说一种苦难（41页）。总督所讲的“政治教育”与通常理解的肯定不一样，应该是指政治方面的启蒙；他谈到“民主”的语气，很像典型的英国殖民官员的口吻，同时更贴近英国殖民地政治中对民主与法治、自由等概念的分割意识。他继续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这个有害的观念，以为我们在缅甸的使命是对大众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使命是保存，而不是破坏他们的社会有机体。拥有一个肥沃的国度，没有人口生存的压力，欲望也很低，为什么缅甸人要抗争或呐喊呢？”“我的观点是……我们正试图向他们传授我们的理念，向他们展示我们的文明有多么优越。”（42页）再次强调不要对缅甸人进行政治教育，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关于保存与破坏，隐含的意思是不要改变这个社会。他的意图是要缅甸人接受殖民者的文明观念。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关于精英统治的必要性，总督激动地说：“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天生的贵族手中，而不是——决不要——屈服于抽象的民主理想。先生们，你们必须怀着公平与怜悯之心，帮助实现这一点。”（同上）把精英统治与民主理想对立起来，这是英国殖民政治的一贯做法。问题是总督要求警察们要以“公平与怜悯之心”帮助实现贵族的精英统治，听起来是一种职业伦理的要求，实质上这是英国殖民政治对内部人员的意识形态规训。然后是拜访警察局长，“局长挥舞着另一个拳头说，‘永远记住，我们是老爷，而他们——他们——只是贱民。’”（44页）没有总督的那些观念性的东西，直接就是以一句话讲清楚殖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区别，高低贵贱非常直白，而且要新警察永远记住。

布莱尔在听这些训导的时候只能不断点头称是，内心当然另有想法。在布莱尔的缅甸岁月中一直郁积在内心的忧郁之情就是对所处环境与职务生涯的讨厌与抗拒，但是在现实中又无法逃离。“我不应该在这里，我永远不会成功。他看到手臂上的煤灰，手指在烟卷纸留下的污渍，感觉很晦气。他被拖进了这个可恶的地方，置身于冥顽不灵的当地人和专横颟顸的官员之中……”（50页）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老于世故的罗宾逊警官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布莱尔说：“最糟糕的一点是，你会对一切习以为常。”布莱尔不解地问：“对什么习以为常？”“对欺负本地人习以为常，”罗宾逊说，“我已经摆脱了……但你还年轻——你会明白的。那是一种教育。它会塑造你。”布莱尔说“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下去。”“你会坚持下去的，这对你有好处。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一个，将他的性格永远固定下来。”（100页）这可以说是殖民专制体制对入职者实行规训中的金句——“你会对一切习以为常”，这句话应该印在殖民官僚机构发给每一个新入职者的工作手册的封面。罗宾逊讲得很对，这是一种官僚生涯的成长教育，绝大部分入职者的确会坚持下去，好处还是真的会有的。

在长官的办公室里，布莱尔感受到权力、命令的威严与不可抗拒。“在奥利芬特的办公室里，一切都显得如此简单。布莱尔犹豫了，但这是命令。你不能质疑命令。房间本身、地图、辖区行政图、国王肖像。英属印度的办公室带着威严的气息，就像酝酿着雷电的积雨云—— 一团令人窒息的奇怪的云，权力的气息弥漫在房间里，扼杀质疑，让你屈服。布莱尔无法拒绝服从命令，就像囚犯无法违抗他的命令，由此，他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囚犯。……但这就是制度。这里就是我的牛津，长官。他别无选择，只能屈服。”（200页）对于长官办公室氛围的这种描述，充满了政治性与文学性的想象与揭示。

的确，缅甸是一个属于白人老爷的殖民地社会。布莱尔以他对阅读与写作的热爱来观察与思考所见所闻，他在生活中发现这种白人老爷的人生是必然失败和没有意义的。帝国也是这样，在一个俱乐部式的封闭系统里，所有的白人老爷都相互纠缠不休，最后走向失败。布莱尔对“白人老爷”的揭露和批判在书中不断出现，有些话说得很准确。比如他说“白人老爷总是霸道专横，凌驾于本地人之上，对缅甸的真实民生一无所知。但更可怕的是，这个角色隐藏着更为阴毒的东西：白人老爷总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333页）。布莱尔非常清楚，在英属印度当一名白人老爷的代价是认同帝国的信念，认同当地人是劣等民族，认同对他们实行的专制是公平的。

对于这片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土地，布莱尔的感受是爱恨交织。作为治安警察，他了解很多事情。抢劫、醉酒行凶、强奸、谋杀，每一起谋杀又驱动了下一次的谋杀，“他把三角洲的犯罪视为一种传染病，在这个地方的蔓延，把他困住了。压迫他的不是置身于悲哀的渺弥亚沼泽平原——而是别的事情，更加糟糕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身处地下，身处水下，应对从一潭死水中滋生的犯罪。……在这个沉沦的世界里，文明生活不复存在——它遥不可及，远远高于这片被污染、被淹没的三角洲，这里甚至连空气也是潮湿的”（142页）。“他陷入沉思，沉默中似乎带着同情。‘是穷人在抢劫穷人。’然而布莱尔看到的是强奸犯逃到遥远的村庄，强盗消失在下游，纵火犯消失在烟雾中——留下流血的女人、被洗劫一空的小屋和灰烬。”（143页）“令布莱尔绝望的是，缅甸的当地人带着仇恨或恐惧的目光疏远他——而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警察，来到这个国家十六个月后仍在实习，前途未卜，需要在恶臭的运河旁由自命不凡的奥利芬特统治的这座沉闷的小镇里，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份可恶的工作。”（164页）

但是同时，在布莱尔的缅甸生活中，他时常沉醉于这里的丛林和沼泽的斑斓色彩和戏剧性。三角洲的水世界、奇异的树木、稻田的简单几何形状，新栽种的水田里嫩芽穿破水面，映照着天空和飘浮的云朵。浩瀚的风景使他感到敬畏和自己的渺小，被他凝视的风景在抚慰着他（216页）。看着缅甸内陆棕色的荒地，杂草丛生的灌木、低矮的树林和简陋的村庄——在那里妇女们扛着水罐，男人们牵着水牛，孩子们赤身裸体地跳进肮脏的小溪。他感受到“缅甸的真实生活，远离白人老爷的圈子；古老而永恒，简单而坚不可摧”（407页）。

老警官罗伯逊说：“数百万土著，却只有一小撮白人老爷在管理。大英帝国只会虚张声势。我眼瞎了，但看清了这一点。如果他们选择起来反抗，那我们就完了。”“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他又重复了一遍（268页）。布莱尔思考着罗伯逊的这番话，想起了他的父亲。一个低阶鸦片专员，看到他站在孟加拉的铁路仓库里，周围是一群瘦弱的苦力，把装满鸦片的木箱搬进等候着的火车货厢。他看上去志得意满，一如既往的傲慢，是一个为王室创造利益的白人老爷。布莱尔对帝国了解得越多，就越痛恨他的父亲。这就是他的秘密历史。对比起来，罗宾逊是帝国的另一个牺牲品，至少他承认了这一点，虽然这一切都是异端邪说（269页）。罗伯逊说得很对，“如果他们选择起来反抗，那我们就完了”。历史上所有的殖民统治、专制统治都是如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他们选择顺从，那“我们”就都有了。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尔知道自己的工作做得有多差，但是居然还有人会信任他，他对此感到惊讶，同时想到一个问题：“这似乎证明这个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他认识的缅甸官僚中，有一半人在英国只配修理自行车。那么，帝国如何维持下去呢？靠的是大多数乡野村夫的漠不关心，他们无视政府的存在——宗教、古老的迷信和缺乏教育，让这个体制得以苟延残喘。而像他这样不适合当警察的人，还在装模作样地维持秩序。”（387页）这就是对罗伯逊那段话的最好补充——正是因为被统治者对专制统治的漠不关心与顺从，让这个体制得以苟延残喘。

作为治安警察的布莱尔经常感到自己也是囚犯，不是因为看守与囚犯的关系，而是因为感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已经被他的上司看穿。他怀疑“他们发现了他内心中的另一个叛逆的自我……他如此渴望把仇恨藏匿起来，以至于显得鬼鬼祟祟——焦虑的眼神中流露出狡猾。他成功地令霍利斯相信他对白人族群的忠诚，但警察局的上级更为精明、更有经验，了解背教者的行为。他们才是英属印度的坚定拥护者，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怀疑者。”（293页）在这里可以看到殖民统治的支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批忠心耿耿的白人老爷，他们能够从一个眼神、一种不自觉的轻蔑口吻或者言不由衷的语气中发现内部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在这里甚至已经可以看到了《1984》中的那些老大哥的监控本能与敏锐。

在参观圆形监狱的时候，上尉警官威尔莫特和布莱尔谈到了边沁。威尔莫特说圆形监狱的设计是受边沁的启发，作为伊顿公学的学生，布莱尔当然知道边沁，他对威尔莫特上尉说，“我相信他曾呼吁废除绞刑”。上尉的回答是：“那是愚蠢的想法。绞刑架才是帝国安全的保障。……他们是政治犯……政治犯不可理喻。他们渴望有一天缅甸有自己的国王或大元帅……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土著人政府，他们的情况会更糟糕。我敢说，可能又会回到这里，因为得罪了掌权的土包子！”（299-300页）这位英国上尉警官对政治犯的态度当然极端邪恶，尤其是当他把政治犯与绞刑架紧密捆绑在一起。但是他的邪恶并不是平庸的那种，他对政治犯如果取得胜利之后的这种预设，而且说得那么简单、直白，实在令人感到有点震惊。因为帝国殖民政治中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所谓的文明观与治理能力上，以此来压制反殖民主义的政治，但是威尔莫特却能够从投身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政治犯的个人命运来看反殖运动，似乎有某种预设的历史镜像。另外，布莱尔看到监狱里的政治犯的时候心里很难受，“他们看上去憔悴不堪，被困在牢笼里，充满忿恨，他们中的许多人比伊顿公学的六年级学生大不了多少，而很多伊顿生心怀相同的反殖民主义信念”（300页）。布莱尔面对殖民地政治犯而产生这种联想，由此而把英国伊顿公学的教育与精神理念与反殖政治联系起来，这是在英帝国殖民政治研究中容易被忽视或遮蔽的一面。

布莱尔与杰里科太太的私情是在整部小说的阴暗与闷热氛围中的一抹亮色。布莱尔在杰里科太太身上体验到了性爱的炽热高潮，那是任何其他女人都无法替代的，超越了快感，是其他女性无法给予的真正激情（319页）。杰里科太太是布莱尔的慰藉，使他高兴地想到他们的偷欢、大汗淋漓的做爱本身就是一种反叛行为。“……邪恶的挑衅，拥有某种黑暗的魔力，像咒语一样的巫术，令他瞠目结舌，为她令自己震惊的能力而满心欢喜。”（374页）但更重要的是在两人炽热的欲望私情中夹带着共同价值观和反叛勇气，这是从布莱尔成长为奥威尔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感情教育。除了杰里科太太，没有人知道他有多么痛恨这份工作。杰里科太太看透了他的内心，能够“大声说出布莱尔内心的秘密，赋予了他的疑虑以声音和意义，并道出了他心中未曾向任何人——甚至他自己——透露的矛盾。另一个自我，那个鬼鬼祟祟的叛逆者，那个感官主义者——杰里科太太似乎在为他发声，那个布莱尔内心称为‘乔治’的人”（306页）。这不是一般的心心相印，简直就是在身体碰撞中的灵魂的融合。他们的隐私是激情的一部分。把布莱尔和杰里科太太绑定在一起的，是她洞悉他所有的秘密，包括他给另一个自我起的名字“乔治”。他不是布莱尔，而是乔治，是她的情人，她的同谋（318页）。布莱尔与杰里科太太躺在黑暗中，诅咒英国人，嘲笑威尔莫特上尉，自我感觉到这比他们的私情性爱更加大逆不道。“他们是一对躲在他的平房里的异教徒，在监狱的阴影里进行密谋，一对国王的敌人，比威拉杜上师更过分地煽动叛乱，经常用那个反殖民主义的僧人曾经说过的话谴责体制。当杰里科太太依偎在他身边时，他曾说过，要是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全景监狱，而暴君坐在瞭望塔的中心呢？他会看到我们——他会看到每个人——没有任何隐私。”（同上）读过《1984》就会想到了温斯顿和裘莉娅的私情，爱让他们的冒险变得值得，让他们相信自己充满反抗的力量，只是他们的爱在老大哥的残暴拷问下成为令人心碎的悲剧。

从布莱尔最后要成为作家这一点来说，杰里科太太的预言极为准确。她对布莱尔说：“你会成为一名作家……你会名留青史。”布莱尔很感激她这么说，但是他说：“但我读过威尔斯、毛姆和劳伦斯的作品，似乎无法企及他们的成就。”杰里科太太的回答是“你不是他们。你是布莱尔。我知道这会发生。……因为你是读者，但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作家最基本的一点——你是倾听者。”（381页）后来的那个奥威尔注定要降临于世界，从倾听者成为写作者。杰里科太太没有说他倾听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首先就是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呼声。

布莱尔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析是极为严苛的。他知道正是自己的工作让他变成了一个他所鄙视的人，对于一个在专制体制中谋生的年轻人来说，有还是没有这种自我认识是一道鲜明的界限。他对一个缅甸人说这个专制体制是一种骗局，其真正的支柱是军队和警察——“那就是我，你的缅甸老爷，助理警司布莱尔。你能想象这让我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铁蹄。”（443页）这是最为激烈的自我批判。在执行任务的行动中，他必须抑制住自己的厌恶与反感情绪，戴上了白人老爷的面具；无论心中有任何疑虑，他都必须表现得像个白人老爷。对于英国白人的殖民统治他不仅心存疑虑，而且怀有敌意，近乎对国家的不忠。他还想知道自己的不忠是否从一开始就在内心产生的，在工作所经历的事情中知道了这份工作的残酷无情。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叛逆情绪已经深入骨髓，对前途构成了威胁。为了掩饰自己，摆出种种夸张的装腔作势以对付同事；布莱尔担心只要自己的面具稍微滑落，就会暴露出反对者的身份。布莱尔怀疑不只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其他人一定也有同样的疑虑（373页）。多年来他一直躲在制服里，狐疑的眼神隐藏在帽檐之下，练习着不动声色的表情，即使他受到挑衅，或目睹可怕的不公现象。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潜伏在他内心的那个人引起的，他因而总是被良心所折磨，在默默地抱怨。他认识那个人：那是他来到缅甸之后隐藏在内心的自我，被囚禁的秘密的自我，是布莱尔之外的另一个人。他从未认命去当一个真的警察，他讨厌在殖民地的每一刻，他实际上是白人老爷的敌人—— 一个因为累累恶行而备受良心谴责的人、无人知晓的反叛者、保守党无政府主义者、一直纠缠着他的密谋者、那个诗人（407-408页）。

随着时间的发展，他越来越无法容忍让自己在这殖民专制体制的泥潭中继续陷下去。他缺乏勇气对其他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也无法拒绝上司向他下达的命令。他知道自己是暴政的一分子，他只能以自己深厚的希腊语知识为自己稍作辩解——在希腊语中的“殉道者”这个词意味着做一个“见证人”。因此他为自己的沉默辩解，说他会记住这一切，不管他的写作多么业余，至少这是英属印度的真相。（424页）他会写下警察的野蛮行径、囚犯们惊恐的眼神、被强盗变成寡妇的女人的哀号，以及那些在俱乐部里满口脏话的白人猪猡。“他永远不会忘记，终有一天他会讲出他所经历的故事，见证他苦难的殉道经历。”（425页）这是关于“写作”作为一种自我审视与反抗的经典案例，是奥威尔从此走向世界的坚实起点。

因此他的写作就具有超越文学的意义。在他的笔记本上出现了“约翰·弗罗利”这个名字，索鲁在这里直接把乔治・奥威尔在1934年出版的小说《缅甸岁月》中的那个主角、一个驻在缅甸的英国木材商人推了出来。虽然《缅甸岁月》的真正动笔应该是在巴黎时期，但是在缅甸的岁月中无疑已经在积累素材，最初的手稿可能写在离开缅甸之前。因此索鲁的这一写法是有依据的，在该书“后记”中对此也有说明。当布莱尔开始构思和写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姿态……这是一种反抗，是一种拒绝，是叛逆的呐喊……”（409页）索鲁这样想象和描述布莱尔的写作：他在深夜坐下来写作，想着也许约翰·弗罗利无意中听到了一些事情，于是他重复那些抱怨者的牢骚，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他不会添油加醋，只要将它们写下来就令他释怀，他正在记录和创造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让思想得到了升华。他知道写小说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愉快方式，令他身心愉悦，没有其他事情可以与之相提并论（419页）。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蜕变，在写作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更新、净化和幸福。奇怪或者并不奇怪的是，“在这个该死的地方，他终于可以书写关于帝国的真相”（429页）。就这样，布莱尔日日夜夜在从警察局偷来的政府便笺上写下关于弗罗利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有人被羞辱，有人被绞死，有人被鞭打直到他鲜血直流。因此，“帝国不是茶话会，也不是发出回音的洞穴”（462页）。

在该书的“后记”中，索鲁从乔治・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中选取了一段话作为全书的结语。我认为由于奥威尔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中确实详细回顾了自己1922-1927 年在缅甸担任皇家警察的经历，并且以此作为全书的政治与社会批判的重要支撑，因此索鲁的安排是很恰当的。

在这段话中，奥威尔说：“过去五年来我一直是专制体制的爪牙，让我的良心觉得很不安。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数不清的面孔——被告席上犯人的面孔、在死牢里等候处决的老面孔……在折磨着我，令我无法忍受。沉重的罪恶感压在我的心头，我必须为自己赎罪。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如果你在一份内心完全不认同的岗位上干了五年之久，或许你也会有同感。我将一切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理论：受压迫者总是正义的，压迫者总是错误的。这个理论很荒谬，但这是身为压迫者所得出的自然的结论。我觉得自己不仅必须离开帝国体制，而且我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支配。我想让自己和那些被压迫者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一员，站在他们的阵营反抗压迫者。另外，最主要是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我将自己对压迫的仇恨渲染到离奇的程度。那时候，我觉得失败才是唯一的美德。”（502页）

最后要提到的是，索鲁这本书出版于2024年，他在书后的“致谢辞”中写着：“我要向我的缅甸朋友们说一句‘凯伊祖汀帕塔尔’，感谢他们的智慧和指导，但……我不便说出他们的名字。”（503页）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本书中的哪些内容和细节来自哪些勇敢的缅甸朋友，但是我们好像会感到布莱尔仍然在缅甸坚持他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