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近期对华姿态出现明显变化，面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部分成员国领导人主张，在继续对话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欧盟的贸易防御和产业政策工具。欧委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近日警告，欧洲必须接受更高的短期成本以减少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对中国的依赖，还宣称这种依赖“危险且令人不安”。这番话引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欧洲究竟应该怎样计算绿色转型的成本？

胡克斯特拉拿中国清洁技术类比欧洲昔日用的俄罗斯天然气，这个切入点在欧洲可能很抓眼球，但经不起推敲。天然气和太阳能板、电池不是一回事。天然气是消耗性资源，管道一旦断供，很快就会出现能源短缺。太阳能板、电池和电动汽车都是工业制成品，只要设备已经安装在欧洲，太阳能和风能转化为电力，并不会因为设备生产国的变化而中断。欧洲担心供应链过度集中，但供应链集中不能与战略危险画等号，真正危险的是缺乏替代渠道和调整余地。欧洲决策者需要反思，自己究竟是在降低风险，还是在把一个本来可以通过市场化调整解决的问题，变成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麻烦。

胡克斯特拉还“担心”对中国的依赖会让欧洲绿色转型成本更高。不妨反过来问，如果没有中国提供的绿色产品，欧洲的绿色转型成本就会更低？中国光伏、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性价比高，是产业规模、技术更新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价格越亲民，装机量越大，储能普及和电动车推广的门槛就越低。大卫·李嘉图在两个世纪前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讲的就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分工，通过贸易降低整体成本。今天的绿色产品，同样如此。“中国制造”降低的不只是某一种产品的价格，更降低了全球绿色转型的门槛。如果一种更优惠、更成熟的清洁技术因为生产国不同而被挡在市场之外，超额成本终究要由欧洲企业、消费者和公共财政承担。

欧洲想要自己的电池、光伏和储能产业能力，这容易理解，但拥有产业能力不等于什么都自己生产。真正的安全，是拥有多元的供应渠道和开放的市场选择，在自家后院搞全产业链覆盖无异于新的“闭关锁国”。如果欧洲为了减少中国供应，把大量资金砸向本土生产体系，或能得到一些形式上的产业自主，却很可能付出更高的转型成本。有些成本花出去是在购买未来，有些成本支出只是在购买重复建设。气候变化不会等待欧洲的产能建设完工，欧盟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今天每减少一部分光伏部署，都可能意味着减排进程被推迟。相比起“谁生产了设备”，“绿色转型能不能更快发生”才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紧迫的问题。

由于进口增长，欧洲清洁产业面临阵痛，这确实存在，但从全球气候治理看，清洁技术成本下降，全球减排就能更快推进。如果把绿色技术竞争变成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把“谁来生产”置于“能不能尽快减排”之前，各国争当绿色产业强国，全球转型很可能因成本上升和贸易壁垒而集体减速。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全球绿色工业品出口额从2000年的4290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1.75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背后是全球强劲的市场需求。中国产品出口增加也是国际市场的自然选择。2026年5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表示，中国的气候领导力正在帮助加速全球能源转型。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民生受到极大影响。欧洲与其耗费精力筑起贸易高墙，不如回归务实对话，用好全球市场的优质供给，推动能源转型，改善民生福祉。（作者是湖州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