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普信评 标普信评）

要点

• 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加大，国际油气波动是近年来中国能源领域面临的重要外部变量——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重返百美元/桶上方，而国内动力煤价格指数波动较小，油气价格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

• 标普信评认为，国际能源波动对中国能源体系的冲击总体可控：

  1）成品油体系虽进口依赖度较高，但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储备共同构筑了多重缓冲；

  2）电力体系以国内煤炭和非化石能源为主，不仅供给得到保障，更与国际油气价格之间形成了天然的价格护城河；

  3）高自给资源主导能源消费，结构稳定性较强——煤炭与非化石能源合计占能源消费总量超七成，煤炭对外依存度仅约7.9%，非化石能源基本不依赖进口。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中国能源体系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支撑：一是成品油供给的多层次缓冲——尽管成品油体系对进口依赖度较高，但进口渠道的多元化与战略储备体系共同构筑了有效的风险缓冲带；二是以国内煤炭和非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消费与电力结构——电力体系由国内煤炭与持续扩张的非化石电源共同支撑，与国际油气价格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传导阻断。

本文是《高自给能源体系护航中国电力转型（上篇）》，聚焦于外部冲击下中国能源体系的韧性来源与结构优势。下篇我们将分析中国电力转型与企业信用影响：中国电力新增供给正加速从煤电转向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但风光出力的波动性和消纳压力也对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储能扩张仍难完全弥补缺口。我们还将对43家发电企业进行观察，评估电力行业信用质量的稳健性及不同电源企业间的结构性分化。

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加剧，国际油气波动是近年来中国能源领域面临的重要外部变量

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与供需格局变化持续扰动国际能源市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价格经历了剧烈波动。布伦特原油期货在2022年3月冲高至130美元/桶，创2008年以来新高；国内液化天然气价格在2022年内多次突破8000元/吨。此后，随着欧洲补库、需求回落及供应链再平衡，价格逐步回调。2026年以来，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上升，不仅推动布伦特原油价格重返百美元/桶上方，关键海运节点受阻更直接威胁中东油气出口通道的畅通，实际供给骤减。尽管美伊谈判推进使油价阶段性回落，但地缘风险未消，价格高位震荡与供给中断隐患并存。

相比之下，国内动力煤价格指数波动较小，且资源自给率高、运输通道自主可控；油气价格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冲突、OPEC+供给政策、欧洲天然气再平衡、海运通道风险和库存周期影响，因而成为外部冲击最集中的来源。

多元化进口、战略储备与高自给结构，共同缓冲国际能源波动对中国能源体系的冲击

中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原油净进口依存度由2010年的约53%上升至近年来的70%以上，天然气净进口依存度由约11%上升至约40%。但较高的进口依赖并不意味着较高的能源体系风险。我们认为，国际能源波动对中国能源体系的冲击之所以有限，原因在于：1）成品油体系虽对进口依赖度较高，但进口渠道多元化、充足的战略储备，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缓冲机制；2）电力体系由国内自给资源主导，与国际油气价格之间存在天然的传导阻断；3）高自给资源主导能源消费，结构稳定性较强。

1）成品油供给保障依赖进口渠道多元化与战略储备。尽管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较高，但与电力体系不同，中国成品油供给的抗风险能力并不取决于能源自给率，而是取决于原油进口的渠道结构和储备体系。从进口渠道看，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已覆盖中东、俄罗斯、非洲、拉美等多个区域，单一区域依赖度已显著下降。2025年，自俄罗斯、沙特、伊拉克、巴西、安哥拉等国的进口量分布较为分散，海运通道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好望角、中缅管道等多条线路，降低了单一通道中断的系统性风险。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期间，国内成品油市场主要受到价格传导影响，未出现限量供应等情况，供给体系展现出较强的弹性。

从储备体系来看，中国的原油储备也为应对油价剧烈波动、供给中断等风险提供了有效缓冲。中国已建成国家战略储备、商业储备与企业义务储备三级石油储备体系。据多家机构评估，中国原油总储备规模约12–14亿桶。

2026年以来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影响，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减少，尽管7月有所回升，但国内供需缺口仍然较大。若按照2025年日均表观消费量-产量约158万吨估算，2026年7月份日均缺口（表观消费量-产量-进口量）约39万吨/天（约281万桶/天），则现有储备可填补该缺口超过1年，弹性较强；即使按照国际能源署90天的安全建议标准（储备天数=总储备量÷日均净进口量）测算，也已超过该标准。

2）电力体系以国内资源为主，切断国际油气价格传导链条。煤炭及非化石能源还构成了中国电力供给的核心支柱。中国发电体系长期以煤电为主体，燃气发电占比有限，燃油发电几乎可以忽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至2025年，以煤炭发电为主的火电发电量从4.2万亿千瓦时升至6.3万亿千瓦时，但占比由约75%降至6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从约1.3万亿千瓦时升至3.4万亿千瓦时，合计占比则由约24%升至35%。中国油气进口主要流向交通和化工领域。因此，国际油气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体现为成品油原料、交通物流和石化原料成本上升，而非直接传导至电力体系。对以煤电为基础的中国电力体系而言，自给度高的资源主导发电，切断了国际油气价格向电力成本的传导路径，其直接冲击相对可控。

3）高自给资源主导能源消费，结构稳定性较强。

中国的能源自给优势高度集中于煤炭及非化石能源。2025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1.4%，非化石能源占21.7%，二者合计超过七成，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这两种能源均以国内供给为主——煤炭对外依存度仅约7.9%，非化石能源基本不依赖进口。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能源体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之所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主要在于三重保障的协同支撑：成品油体系虽对进口依赖度较高，但进口来源与运输通道的多元化，叠加充裕的战略储备，共同构筑了有效的风险缓冲带；电力体系以国内煤炭和非化石能源为主体，与国际油气价格之间形成了天然的传导阻断；煤炭与非化石能源合计占能源消费总量超七成，且以国内供给为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底层结构。

其中，电力体系的结构性优势意义尤为关键——稳定的国内电力供给不仅保障了能源安全，更为能源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底层支撑。下篇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电力转型，并评估其对发电企业信用质量的影响。

本报告不构成评级行动。

分析师：

邓灵，北京；

Ling.Deng@spgchinaratings.cn

王雷，北京；

Lei.Wang@spgchinaratings.cn

郑越，北京；

Christine.Zheng@spgchinaratings.cn

葛子墨（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