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近日，伪史论愈演愈烈。本报专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市“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社科创新基地主任瞿骏，请他谈谈伪史论的危害、形成机制，一百多年前的“本意尊圣，实则毁经”往事，以及正史对今人的意义。

瞿骏

“本意尊圣，实则毁经”

文汇报：“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崖山之后无中国”“1644史观”……直至最近的“唐朝不存在”，近年来在中文互联网上，伪史论者已经质疑了中西历代文明。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也作为一个培养未来历史教师的教师，您认为伪史论具有怎样的危害性？

瞿骏：伪史论的危害性最突出的有三点：第一，若“崖山之后无中国”“唐朝不存在”，则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尤其是连续性就无从谈起。文明连续性的根本在于历史发展的延绵不绝和历史记忆的坚实塑造。而伪史论对此恰起到反作用，在他们的论述里中国历史的发展处处受到质疑，历史记忆则是随时可以被中断和被颠覆。第二，历史中国与当下中国密切联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可靠的信史，扎根于由中华文明信史铸就的自豪感、时空感与汇聚感，而伪史论质疑信史，断裂时空，人为制造隔阂，如此就对当下的国家发展窒碍重重。第三，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各个文明在人类交往、全球交流中都有其诞生、发展、壮大（当然也有消亡）的历史，而伪史论质疑乃至消解一些外国文明的历史，如提出“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这其实就是在解构各文明交往互鉴的前提，进而影响文明交往互鉴的进程。

文汇报：您的《天下为学说裂》（2017）一书描述的是清末民初各种学说竞争并存的局面，人们对历史和世界的理解都出现大的震荡。廖平宣称孔子预言过西方现代文明，康有为说古文经都是“伪经”、孔子为“托古改制”而假托尧舜等先贤言行作六经，章太炎曾质疑甲骨是古董商和文人联手伪造的，还有古史辨运动，“西学源出中国说”，“中国文明西来说”……乍一听上去这些学说同今天传播的伪史论调仿佛有些相似？可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晚清民国史学观点各自的产生背景及用意？

瞿骏：讨论“伪史”问题不能仅围绕着“伪史”这一表面标签，我们要探讨其背后依托的精神氛围和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伪史论调和你提到的一百多年来那些人物、那些说法都有一定联系。清末民初奠定了一个广泛的基础——不是说奠定了伪史的基础，而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观念的变化，奠定了现在一些伪史论产生的大的基础。

第一个是对历史的态度的根本性变化。原来历史在中国人这里起到一种近乎宗教的作用，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要作为政治的垂鉴，要传承家族记忆，要鼓舞人心，维持纲纪。但这样的作用到了近代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历史的基本看法改变了，对其基本作用的态度也变化了，简单而言，因进化论的影响，因科学万能的影响，开始有了史学无限制客观化的趋向。这样的趋向发展到民国，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治史“如治岩矿，治电力”了，这在传统中国人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在中国，所谓伪，更多是一个正统、异端的问题。所谓“伪朝”“伪君”的意思就是这个朝代、这个皇帝不在正统系谱里。比如刘备如果是汉家后裔，代表王朝正统，那么曹魏就是伪的。这样的意义到了现代最典型的沿用，就是“伪军”。伪军不是说这是假的军队，而是说它不符合正统，违背了民族大义。但现在我们说的“伪史”，其实在绝大多数人的理解里与正统、异端没有关系，而是关乎真与假——这段历史是虚构的、伪造的。可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理解从来都不只有真与假，当过去的中国人在说秽史、伪史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在说它不符合通行的价值观念，没有垂鉴的作用，不符合正统。

第二个变化跟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在他们维新事业的推进中，制造了许多尊奉孔子的学说，也构建了不少托古改制的思想，这些学说和思想造成的结果，王汎森有一个概括，引用的是当年激烈反对康梁的一些读书人的话，叫“本意尊圣，乃至疑经”，再发展到“本意尊圣，实则毁经”。在当时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李鸿章曾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这一方面是自我反省的话，但另一方面也是开始断中华民族根脉的话。康梁比李鸿章年轻，身处的时代民族危机更深重。他们的原初想法是如果要保国保教，就要证明孔子没有那么不堪，依然很值得贵重，那么怎么去证明呢？他们的办法是把孔子抬到一个俯瞰全球的崇高地位。孔子的思想、学说能包罩整个地球的思想、学说，欧美的制度等等都能在孔子的思想、学说里找到，由此康梁的吸收西学，就不是吸收“外来邪说”，而是“尊祖考彝训”，这就叫“本意尊圣”。

然而，对于反对康梁的读书人来说，当你把孔子放到一个笼罩世间一切学说、思想、制度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疑经乃至毁经了——因为这样的孔子看似“无所不包”，但对经书的阐释规范就不存在，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景仰也不存在了。像张之洞等人就认为康梁这不是在保国保教，而是在毁国毁教，将导致天下大乱。

文汇报：清代今文家的历史解释引发的疑古思想，后来很大程度上点燃了古史辨运动，您如何评价古史辨派的工作？

瞿骏：这里也有一个有趣的背景，就是顾颉刚在横纵两个方面，是与康梁相联结的。在纵的方面，顾颉刚年轻时爱读康梁作品，深受他们“疑经”作品的影响，进而发展到“疑古”。在横的方面，当时做学问的大家多少都带些“民族主义”，也就是执着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怎么能跟国外学界争胜，特别是当时的日本学界。由此他们立志要做的工作是辨析古史，然后厘清古史。但到了坊间，他的学术和今天相似，常被简化为一些说法，如“大禹是条虫”之类，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掀起了很大波澜。

对于顾颉刚的学术，傅斯年有比较到位的评论，还有一位学者的批评也蛮有力，就是张荫麟。张荫麟批评顾颉刚的基本理路就是顾氏“默证法”用得过头了。

所谓默证就是“来自静默的证据”，用张荫麟的话来说：你要证明一个时代没有某种历史观念，就要拿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的证据。而如果你的方法是用存续至当下的古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来论证某时代无此观念，这就是“默证法”。

“默证法”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就是不能将“以未知为未有”极端化。顾颉刚认为，我看了那么多史料，只看到了禹，而基本没有尧舜，就推论禹先起，尧舜后起。张荫麟则认为，史料的湮没和丢失，远比史料的保存容易，不能以未知为未有，你如何知道在大量湮没的史料中没有尧舜呢？因此默证法的使用要极其谨慎。

总括而言，近代学者尝试把史学客观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史。但历史研究需要科学的步骤，却不可机械化，假史料里往往也有真信息。这就需要历史学者来仔细处理，而不是停留在这个是假史料就可以了。从我们刚刚回顾的这段学术史里可以看到，信古、疑古、释古，每个细分步骤里都存在现实力量的驱动，也都产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我一直觉得伪史论者应增加些生活阅历

文汇报：当伪史论者也用起史学的工具和思维，甚至历史学家的论著变成伪史论者的论据、充当他们的“炮弹”时，公众应当如何分辨？

瞿骏：伪史论者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分析模式，他们只要看到一条史料有漏洞，就说是假的，那如果找到一百条了，则是必假无疑。甚至有人会罗列很多参考文献，显得洋洋洒洒，用了一种好像严谨学术作品的方式，来取信于公众。但是他们看不到问题在于：这一百条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或者明明已经存在另外五百条能证明它是真的史料，甚至出现了新发掘的材料，那又该如何去判断？他们往往对这些视而不见，这就是曾有人谈到的一大谬误：“对史料翔实的正史百般挑剔，对漏洞百出的野史深信不疑”。

部分伪史论者，特别是宣扬西方伪史论者，试图把欧美的历史全部归为假，把中国的历史奉为真，最后只留下中国的历史为真。可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当欧美的历史全都是伪史，就真的能凸显中国历史的伟大和文明吗？没有一个全球史的框架、人类历史的平台，连参照物都没有了，还如何凸显呢？换句话说，欧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野蛮和血泪需要去研究、去论证，但不必去论证欧美历史的虚无。“敌人”被取消了，不足以证明伟大，“敌人”需要的是厘清，厘清“敌人”方能有效地论证自身的强大。纠缠于真伪问题，无助于中国人重写文明史，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欧美国家如何叙述他们的历史发展进程、塑造了怎样的史观、传播了怎样的“文明论”才是更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清·任预《鬼趣图册》 上海博物馆藏

文汇报：研究历史、认知历史的正确逻辑应该是怎样的？

瞿骏：史无定法，但有一些通则。最基本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史料有一个形成过程，别说1000年前形成的史料，就算100年前形成的史料，其中也会有记忆的错乱、记载的错误，而这些反而更能证明这段史料的整体之真。类似于一个面包放了100天，如果还很鲜亮，那么里面一定加了致死量的防腐剂，否则放了100天的面包一定会有霉点、有风干的部分。

另外一个例子是回忆录，如果一部回忆录里面一点错误都没有，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作者有日记，是参考了日记来写的。二是这其实是本历史著作，作者写作时查阅了大量史料，然后把它伪装成一本回忆录。而什么样的回忆录是可信的？恰恰里面有很多历史细节是倒置的、错乱的。但这样的倒置、错乱即伪史论者用来“证伪”的证据恰恰证明了这本回忆录的真实。

所以对于真相的无限执着未必能让人抵达丰沛的真实。伪史论者每天沉浸在所谓的真相里。但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呢？“伪史”的探寻未能捕捉到历史进程的真样态，也未能描摹历史人物的真情态。由此我一直觉得伪史论者大概需要增加一些生活阅历。因为有一些生活阅历的人，会比较懂得人要生活在有机的、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的真实之中，而非简化的、较劲的、非真即伪的真相之中。

《颜真卿李玄靖碑》，唐大历十二年（777）刻，南宋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

正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

文汇报：历史学界在应对伪史传播时，常见的策略是“辟谣”，发文反驳某个具体的错误说法。但辟谣文章的传播量往往远不及伪史本身。历史学者还能做什么呢？

瞿骏：伪史论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个历史学问题，也是个传播学问题。那些明显偏激、反智、博流量的短视频，政府、平台的治理必不可少。

但对历史科普，我还要说一句，在今天这样的资讯条件下，学院派作品的阅读量经常比不过一些大的up主的视频播放量，普及的路径和手段更是有差异。现在的情况是学者和up主相比，在输入端的差距越来越小（一些up主的读书之多、之广有目共睹），在输出端的差距又越来越大（即呈现、讲述历史的各种手段之丰富）。这样的参差无疑要引起重视。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先不要将历史学从业者、历史up主、普通大众区隔开来，而是努力去梳理，进而改变这些群体共享的一些历史认知的基本框架。

正如刚才谈到的，从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历史叙述有两股动力。一是怎样通过历史叙述把国家变得更强大、更有凝聚力，一是怎样让历史变得客观、成为科学，这两股动力都是很强劲的，但也经常是矛盾的、有冲突的。这两股强劲而又矛盾突出的动力都渐渐沉淀在人们不言说但就在那里的历史认知里。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伪史论者那里，在各种群体的集体认知里，其实都共存着这个潜意识。

这样的潜意识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浮现，那就是正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强调要研究、讲述“民众的历史”。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在做二十四史的新校、修订，这就要问，二十四史的新校、修订与普通读者的关系是什么？与辩驳伪史论有何关联？

我觉得仍要提供二十四史的优质新本的一个理由是，让正史背后承载的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能在更大层面上有所发挥。因为现代人的看法往往与傅斯年相似，觉得这些正史当然是史料，但作为史料和一本账簿价值无差，不过就是一堆反映遥远的过去的材料而已。可二十四史毕竟与账簿不同，虽不免有帝王家谱的痕迹，却也是中国人讲史、论史的载体，能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进入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古今的区别与联系。现在的人们对古今的区别和联系越来越不敏感，经常做不到以理解古人所思、所言和所做的方式来进入过去，因此与过去的“切割”也就变得无比容易（比如前面说的“唐朝不存在”）。

由此，“伪”经常不在于真假，而在于人心的一种成见。这样的成见长存，形成了风气之后，你批驳伪史论者的一条证据，他就能又举出一条所谓证据，导致批驳虽然常有，但批驳也永无尽头。而且伪史论者只破不立，并没有关于中外历史书写的路线图，反而是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因此专业学者与其一条条地批驳，不如直指他们的内在漏洞，同时揭示中外历史的真正图景。

文汇报：今天还有什么可与短视频抗衡的“吸引眼球”大法吗？

瞿骏：办法当然是有的，只是不要期待能一蹴而就的“大法”。康梁当年就是过于期待能一蹴而就的“大法”，吃了大亏。我最近刚刚看完一部电影《与玛格丽特的午后》，讲一个住在养老院的老太太偶遇一个“头脑荒芜”的中年人，开始给他读加缪的《鼠疫》、让他听入迷后开启新世界的故事。其实这种阅读的行为，背后是人类之爱的引领，还有人与书籍之间的感应，是能够吸引一个人甚至改变一个人的。

当下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不阅读了，获取历史信息的渠道基本在短视频里，进而历史观的塑造也基本在短视频里。同时，在人们能够获得的正式出版物里，有许多东西也常是避而不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伪史论获得了它的生长空间。所以我们退让这片史学阵地，就会有占领这片阵地的其他历史论调。其实公众对历史故事的兴趣是长存的，对生动的历史叙事的渴望也是巨大的，这是一种人类本能。还是应该多鼓励学界、文化界在社科普及、公共史学上多做努力。“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一个健康的社会舆论土壤需要久久为功的维护，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也会有他的作用。

原标题：《伪史论之“伪”，在于人心的成见》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刘迪

来源：作者：文汇报 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