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 凯

　　陈景润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代表作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1966年，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了这一结果（未发表详细证明）；1973年，《中国科学》正式刊发了他的证明论文，引起了国内外数学界的高度重视。学界公认陈景润的研究是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里程碑，这项成果被命名为“陈氏定理”，载入美、英、法、日等多国的数论专著。

　　当时我国数学研究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陈景润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作出了世界一流的成果，的确难能可贵。他是如何走上数学研究之路的？其间又经历了哪些波折？这一切还需要从头说起。

　　一个叫“Booker”的孩子

　　1933年5月，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位邮政局高级职员家庭。父亲陈元俊与母亲潘玉蝉一共生育了十二个孩子，最终仅六个孩子成活，陈景润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陈家在福州算得上望族，曾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的陈绍宽是陈景润的远房叔祖父，陈景润的伯父在邮政总局任职，陈元俊在当地出任邮政局局长。陈元俊早年毕业于福州的一所教会学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曾对孩子们说：“我没有能力给你们留下财产，但我要尽力让你们受教育。”当时女孩子接受教育的不多，但陈景润大姐陈瑞珍毕业于八年制的教会学校，这对一般家庭来说，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没法顾全每一个，弟弟妹妹出生后，分给陈景润的照料自然就少了。孩童时期的陈景润不懂父母的难处，还隐约觉得被父母冷落，渐渐生出了一种莫名的自卑感。他本就寡言少语，不主动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偶尔有孩子邀他出门，他也不去，成了一个孤独怪僻的孩子。

　　1938年，陈景润到福州市三一小学就读。当时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就读于私塾，而三一小学是一所现代学校，学的是语文算术，这是陈景润的幸运，从中也看出父亲的开明。在学校里，陈景润仍旧不合群，他不苟言笑，总静静地坐在教室角落，从不和同学们玩耍嬉戏。放学回家后，也是一个人看书。

　　福州沦陷后，父亲带领全家前往偏远的三元县避难，父亲在当地邮局任职，陈景润也转入三元县三明小学就读。陌生的环境和同学让陈景润变得愈加孤独，他便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算术是陈景润最喜爱的科目，他常常把老师提出的问题记在心上，演算数学难题成了他少年时期唯一的乐趣。

　　抗战胜利后，陈景润升入三元县立中学。这所学校虽然地处偏僻，但抗战期间有一批来自省城的教师在此任教，他们的数学素养十分出色，这让原本就喜爱数学的陈景润对数学的兴趣愈发浓厚，他也从算术的小天地，走进了涵盖代数、几何与分析的更广阔的数学世界。几年后，陈元俊返回省城，陈景润进入福州市英华书院高中部就读。

　　英华书院是一所创办于十九世纪末的教会学校，同时也是陈元俊的母校。这里校规严格，师资雄厚，藏书丰富，思想开放，办学水平在福建省所有学校中首屈一指。陈景润入学后整日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学习，关于当时的情形，《一个真实的陈景润》中有这样的记载：

　　从现在保存在福建师大附中的借书卡中，我们发现陈景润先后借阅了《达夫物理学》《郝克氏大代数》《微积分学》《高等代数引论》《密尔根盖物理学》《实用力学》《集合论初步》《微积分学问题详解》等。这些书一般的高中生是难以读懂的，但陈景润凭着他顽强的毅力和超凡的记忆力，把它们化为自己的知识。

　　陈景润成天与书本相伴，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Booker”。大家本想叫他“书呆子”或是“书虫”，又觉得这个称呼不够“文雅”，于是就给他取了这么个“洋气”的名字。

　　三年大学生活

　　1949年后，陈景润的父亲陈元俊从邮政局局长降为普通职员，家庭收入骤减；而在此之前，陈景润的母亲也因肺结核不治离世。家庭遭遇的变故与经济条件的恶化，让陈景润被迫退学，此时距离他高中毕业还有半年，但好在他已经自学完成了全部高中课程。1950年夏天，陈景润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厦门大学数理系，继续学习他喜欢的数学专业。

　　来到厦门大学后，陈景润仿佛置身知识的海洋。厦门大学历来重视基础课程教学，基础课一般由教授亲自讲授。数理系的基础课以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为主，虽然陈景润此前已经读过相关书籍，但教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为他打开了全新的天地。他仅用两年就修完了全部基础课程，掌握了扎实的高等数学知识。之后，他又相继修完数论与复变函数论两门专业课程，掌握了日后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也由此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数论。

　　陈景润第一次听说哥德巴赫猜想是在福州英华书院的课堂上，数学老师沈元原来在清华大学任教，知识渊博，他在介绍这个有名的数学问题时说：“如果哪位同学证明了任何偶数是两个素数之和，那将是一项令世界震惊的数学成就。”多年以后，著名作家徐迟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对沈元这番介绍作了文学化的描述：“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进入大学后，李文清教授向同学们讲述数论发展史，提出自然数中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费马大定理、孪生素数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李文清说了一句和沈元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如果在座的哪一位同学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对数学就有了了不起的贡献。”

　　陈景润陷入了沉思，两位老师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讲述激发了陈景润的进取心和创造欲，为他后来创立“陈氏定理”埋下了伏笔。由于当时新中国急需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加上成绩优秀，陈景润和几位同学三年后便毕业离校，走上了工作岗位。

　　一段曲折的经历

　　1953年秋，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市第四中学担任数学教师，这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此走上了中学讲台。

　　学校师生原本都对这位厦门大学的高才生寄予厚望，但陈景润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擅长表达，空有一肚子的数学学问，却怎么都讲不明白；再加上他满口福建方言，学生更是听得一头雾水。一堂课讲下来，老师累得满头大汗，学生却还是摸不着头脑。几个月后，学校领导对陈景润的讲课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只好给他调整了工作，安排他专门负责批改学生作业。

　　就在这时，陈景润又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只好向学校请了病假。因为经济拮据，陈景润回到福州后，摆了个小人书摊维持生计。堂堂厦门大学的高才生竟在街头摆摊，这件事成了福州街头巷尾热议的新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是一位宅心仁厚的老知识分子，在和学校其他领导沟通后，他决定召回自己的学生，给陈景润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1955年春，北京四中收到厦门大学商调陈景润的公函后，很快就敲定了调动事宜，陈景润正式转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当王亚南校长询问陈景润，回母校后有什么打算时，他答道：“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数学，只要能让我学习和研究数学，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王校长本来就对陈景润的性格和爱好有所了解，于是安排他担任数学系的图书管理员。

　　在数学系图书室里，陈景润如鱼得水。除去日常工作，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研究上，馆内收藏的大批数学专业书籍和刊载各类论文的期刊，都成了他汲取养分的对象，他的数学知识与素养也因此得到提升。当时的系主任顶住各方压力，安排这位勤奋的青年担任数学系助教，陈景润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习和研究数学了。

　　陈景润的研究方向是数论，也就是专门研究整数性质的数学分支。1953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专著《堆垒素数论》出版，这本书又成了他重点研读的对象。研读过程中，陈景润发现华罗庚的一个估计公式不够精确，他反复推演验证，改进了华罗庚的估计结果。他把研究结论整理成论文，交给自己的大学老师李文清，李教授仔细审阅了论文，修改后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华罗庚十分重视这篇论文，专门邀请陈景润参加1956年的全国数论论文宣读会。195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此次会议，文中提及了陈景润：“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了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

　　陈景润的这篇论文始终没有公开发表，但1957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陈景润关于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被收入其中。这激发了陈景润的研究热情，不久后他又写出一篇论文，发表在1957年第一期《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对华罗庚的奠基性工作作出了重大改进。

　　1957年，经华罗庚提议，陈景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开启了全新的学术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