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丛苍教授对话青年传习志愿者

赵丛苍教授为青年传习志愿者答疑解惑。

暨南大学青年传习志愿者唐悟稀向赵丛苍提问。

　　8月25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堂第六场讲座在成都阿来书房举办。西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丛苍刚结束《巴蜀文化圈视阈的成都平原与周边文化关系解读》主题讲座，便被台下青年传习志愿者的提问“留”住了。

　　面对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生关于三星堆祭祀坑性质的三种主流说法的追问，赵丛苍没有回避，坦陈个人倾向。而后的提问，则引出了古蜀文化如何“挑食”地接纳外来元素，以及考古人最渴望挖到的那两样“东西”。

三星堆祭祀坑性质

哪种说法更靠谱？

　　“赵教授，您刚才讲到三星堆祭祀坑有‘亡国埋葬’、‘祭祀毁弃’和‘投名状’三种说法，您个人更倾向哪一种呢？”青年传习志愿者、成都理工大学学生方心语提问。

　　赵丛苍说：“我认为是第一种，但这一说法仍需进一步证明。毕竟金沙遗址的发现表明，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较明显的传承。要说它是一个集团战胜另外一个集团，为什么它的文化紧密相传？也需要进一步作出解释。”他承认，从各方面看，外族或另一集团施加的影响可能存在。

　　为佐证这一观点，赵丛苍搬出了一个有趣的论据：炊食器。他形容这类器物具有“重大的顽固性”，就像四川人离不开米饭、陕西人离不开宽面一样。“所有的文化遗物里面，炊食器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赵丛苍回忆在三峡考古时，工人们离了油泼辣子就没劲；在日本，他也要托运醋和辣子。“要吃面就要有相应的煮面的锅、吃饭的碗。上海人用小碗，陕西人用像商周簋一样的大碗，你用上海吃米饭的小碗吃一百碗他不过瘾。”赵丛苍据此推论，十二桥文化大批新类型炊食器的出现，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流动背景，“不太好解释”。

　　“我主张这种说法，但还需要完善。”赵丛苍强调，两种传统观点各有道理。而第三种“投名状”说，他寄希望于未来考古发现，坦言“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

有选择的接纳

有改造的创新

　　后两位提问的青年传习志愿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古蜀文化的“接收方式”。

　　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刘思彤提问，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日用陶器突然换成了峡江地区的尖底杯，这像是一次全民“饭碗”的集体更换，这是自然交流，还是背后有大规模人群迁移和权力更迭？

　　赵丛苍认为，成都平原与峡江地区交流密切，三星堆文化在商代早中期曾强势影响长江中游，但十二桥文化的器物更换“更来得彻底一些”。他引入人类学概念解释：“这些陶器为代表的器物群是‘小传统’，是老百姓的文化；宗教祭祀这些东西是‘大传统’。”大传统容易交流，小传统则“比较难不易改变”。“我感觉十二桥文化新器物组群的出现可能和人群的流动有关系。”赵丛苍说，至于是挤兑侵占还是友好交流，“现在也不好说，已有考古发现还不能支撑下一个断论。”

　　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学生樊诗韵提问：“甘青地区的玉璧、权杖传到了古蜀，但普通人用的陶盆陶罐却没传过来。是山路难带，还是古蜀人有意选择？”

　　赵丛苍肯定了后一种判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盆地古蜀文化有选择性地学习外面的什么，而不是一股脑都学。”西北地区与古蜀的交流“主要是高端的、精神宗教的交流”，小传统基本看不到。史前时期西部文化止于高原河谷，没到成都平原；到了商代才开始接受，且集中于高端领域。

　　更重要的是，古蜀人不仅选择，还会改造。“接受过来之后会改造利用”，史前宝墩文化没受影响，而三星堆时期接受了西北元素，却“改变成了自己的宗教礼制系统，完全是三星堆自己的东西”。赵丛苍总结：“它是有选择的，而且是有改造创新意识的这么一种框架下的一种接纳、一种学习、一种接受。”

作坊和文字

都盼望早日发现

　　暨南大学的学生唐悟稀注意到赵丛苍PPT上列出的两大悬念：古蜀文字和青铜器铸造地点。“如果运气爆棚，两者同时出土，哪一项更让人刮目相看？”唐悟稀提问。

　　赵丛苍直言这两个问题“很要害”。他希望三星堆能发现铸铜作坊，“一下喜出望外了”，因为作坊能揭示制造工艺、技术来源乃至铜料产地，这些都是学界至今未解的谜题。而文字更是“拭目以待，非常期望发现的”，一旦出土，蜀王王系、社会状况都会一目了然。

　　但赵丛苍认为两者不可互相替代，“文字更直接一些，作坊发现了我们也非常高兴。”他感慨“好多事情还没定论，就是因为该发现的还没发现”。作为考古人，他期望更幸运一些，早日同时发现作坊和文字，“这样古蜀文化一下一目了然，不仅能为世界传递更多的信息，也能为现有研究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说到这里，赵丛苍笑了笑：“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解决了，失去神秘感，情绪上会有所失落。”台下观众会意地笑了。但他随即说：“不能因为满足这样的情绪价值，去盼望它不被发现。我们还是盼望它早日发现，这样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更有底气。我们盼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