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中华

晨起推窗，望不见山，只见一团团浓得化不开的白，从谷底涌上来，把整片茶园都捂在怀里。王胜强说，这雾是茶的命，没有这雾锁着，茶芽便生不出那股子清冽的回甘。我信。年轻时，在小沔中学教书，时常往返于华蓥山系的丘陵沟壑间。晨昏四季，我看茶树在雾里发芽、在雨里抽枝、在霜里敛神，那份灵气，是山与雾共同孕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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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跟王胜强在玉芽茶厂巡山，是个露水未干的上午。他走在前面，步子不快，眼睛却没有停息——哪棵茶树发了新芽，哪片叶子被虫蛀了，哪根枝条倒在路上挡了道，他都一一记着。6岁的小孙子跟在他身后，学着爷爷的样子，用指尖轻轻掰下一枚芽头，放进竹篮里。“不能用指甲掐。”王胜强回过头说，“掐过的芽头，断口就黑了，茶就坏了。”这话他说过无数遍，对采茶的农妇说，对体验的游客说，对自家的小孙子也说。采茶这事，急不得，也躁不得，用指尖轻轻一掰，是人与茶树之间最温柔的约定。

这片茶山是20世纪70年代种下的。那时，合川为发展外贸，从贵州湄潭引了茶种，一山一山地栽，一垄一垄地拓，三千亩茶园铺满了双凤的山坡。村里人说，那时候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茶是钱，粮是命。吊钟寺茶厂的机器响起来，整个山谷都是香的。茶能远销到俄罗斯，换回外汇，也换回十里八乡的骄傲。王胜强是这山窝里长大的后生，初中毕业就进了茶厂，从采茶工做到制茶学徒，一双赤手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来覆去，烫出水泡再结成老茧，老茧再烫破，周而复始。师傅王正明告诉他，做茶人，得耐烫。他记下了，一记就是40年。

后来集体企业改制，茶厂散了，山上的人下山打工去了，茶园荒了一大片。王胜强东拼西凑了13万元，把吊钟寺茶厂盘了下来。那时“万元户”都很稀奇，亲戚说他傻，左邻右舍笑他痴，他只是闷着头，把歪倒的茶树一株一株扶正，把荒了的垄一畦一畦清出来。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见不得这山里的茶树没人管。半辈子在山里走，半辈子在锅里炒，要说为什么，大概就是这茶已经长进了他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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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茶是门硬功夫，也是门灵性活。我在他的作坊里看过。铁锅烧到近200℃，鲜叶下锅，他手掌翻飞，茶叶在锅里舞蹈似的跳跃，扑簌簌地响。杀青要杀匀、杀透，青草气散去，茶香便一寸一寸地醒过来。揉捻时得趁热，双手把茶叶搓成团，由轻到重地挤，茶汁渗出来，粘在叶面上，那光润的色泽，像是给茶穿了一件新衣。王胜强炒茶时话不多，眼睛盯着锅里的颜色，鼻尖嗅着飘散的气味，手上的动作不停，全凭经验在伺候这一锅茶叶。他儿子王洋在灶膛口看火，不用父亲开口，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撤火降温。灶膛里铁板一扣，父子俩的眼神一对，那份默契比言语更管用。

最精彩的是定形。碧螺春要炒出螺丝状的卷曲，全靠一双巧手在锅里搓揉聚团、抖焖相兼。王胜强双手翻飞如蝶，茶叶在他掌心里一点点卷起来，曲起来，像春天的螺，像少女的眉。一锅茶炒下来，他脱了外套，里头的褂子湿透了，紧紧贴在背上。摊开手掌，满手的老茧，无名指上还留着新烫的水泡。

我在那里喝过他亲手炒的明前茶。玻璃杯里，卷曲的碧螺春遇水便舒展开来，一根根竖着，沉沉浮浮，像山里的春意在水里醒来。茶汤是浅浅的绿，清亮得能照见人影。入口的刹那，一股清冽的甘甜从舌尖滑下去，喉咙里、胸腔里，全是春天的气息。那味道，有雾的湿润，有山的沉稳，有炭火的微焦，还有一双粗糙的手揉了半辈子的温度。我忽然想起儿时在土墙村采茶的那个清晨，露珠还在芽尖上挂着，阳光斜斜地照过来，那一抹鲜嫩的茶香似乎还留在指尖——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一滴茶汤便把它唤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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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强的作坊不大，但有几样他引以为豪的东西。玻璃橱柜里端放着“重庆市劳动模范”荣誉证书；博古架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茶罐，贴着“早春雪芽”“双凤春茗”“明前毛峰”标签，那是他自创的品牌。有一年他去成都卖茶，对方只肯给8元钱一斤的收购价，转手贴上别人的牌子，卖到两三百元。那以后他便铁了心要做自己的品牌，不为别的，就为这山窝里出的好茶，不该一辈子给人家做嫁衣。

他收了两个徒弟，内弟杨勇和儿子王洋。杨勇在城里开了茗扬茶坊，王洋在灶膛边静守着火候。我问过他，这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做茶辛苦，年轻人不一定吃得了这个苦。但只要还有人喝茶，就得有人做茶。”顿了顿，他又说，“我做了一辈子茶，它把我养大了，把我养好了，下半辈子，我还想继续做下去。”

黄昏时分，从作坊出来，我回头望见，王胜强又钻进了茶园。暮色里，那些老茶树静静地立着，像一群沉默的长者。华蓥山的雾又起来了，缭绕在茶垄之间，把人和茶树都笼进一片朦胧里。我想起《茶经》里的话：“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山里的茶，这些做茶的人，大概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守着土地、守着时节，也守着快要被时代遗忘的耐心。茶烟袅袅处，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日常，也是我渐渐远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