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快报）

北京青年报7月19日披露：

2019年11月18日19时25分许，被告人王某深至山东省青岛市流亭国际机场国内出发大厅，欲乘坐青岛至武汉的8L9870航班。因晚到无法办理值机手续，其为泄愤，在值机B岛15、16号柜台前，先后两次以报警称该航班有炸弹相威胁，阻碍航班正常起飞。经工作人员劝阻并警告后，王某深仍掏出手机佯装拨打110，谎称青岛机场有炸弹。

工作人员随即按程序上报并通报机组，机场因此启动应急预案。涉事航班采取客、货清舱应急处置措施，该航班及另外4架航班共计5架航班延误9至86分钟，严重扰乱了机场正常运营秩序与公共安全秩序。

案发后，王某深被抓获归案。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检察院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提起公诉。城阳区法院一审认定王某深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王某深不服提出上诉，后在二审期间自愿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承办法官后语

“一句‘飞机上有炸弹’，究竟是情绪失控的气话，还是触犯刑律的犯罪？法律边界在哪里？”本案主审法官吴仲雷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此类行为多因误机、纠纷等小事引发，行为人常以“开玩笑”为借口，但航空安全无小事，危害后果突发且广泛。

吴仲雷指出，在机场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信息是否足以引发公众恐慌，二是是否触发了应急响应机制。“本案中，王某深先后两次声称‘飞机上有炸弹’，甚至佯装拨打110强化威胁效果，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机场为此启动应急预案，对航班清舱排查，导致5架航班延误最长达86分钟，同时引发多部门紧急应对——这已远超一般治安违法范畴。”

“有观点认为，王某深只是因晚到值机而泄愤，主观恶性不大。”吴仲雷说，“但我们认为，航空安全具有风险传导快、影响面广的特点，一个虚假炸弹威胁，背后是大量公共资源的空耗和数百名旅客的不便，危害后果是实打实的。”

对于量刑问题，吴仲雷表示，虽然王某深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且认罪认罚，但其行为直接危及航空安全，应当体现从严惩处的立场。“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是罪责刑相适应的结果。”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希望传递一个明确信号：航空安全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挑战公共安全的底线。”

吴仲雷告诉记者，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加大了对编造、传播涉民航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惩治力度。

“《解释》第四条明确，通过明示或暗示方式编造此类虚假恐怖信息，致使航班复飞、清舱，或致使机场采取二次安检、转移航空器等措施，或致使公安、消防等部门采取应对措施的，应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吴仲雷介绍道，“这意味着，入罪门槛从原来的‘致使航班备降、返航’调整为‘致使航班复飞、清舱’等更广泛情形，入罪门槛较本案发生时进一步降低。”

“航空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组成。”吴仲雷说，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及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的出台，共同向社会明确以下规则边界：一是航空安全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绝非“玩笑”可免责；二是无论明示还是暗示方式，符合条件均可构成犯罪；三是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坚持零容忍，以最严格标准筑牢航空安全司法屏障。

吴仲雷也提醒公众，近年来因误机、纠纷、情绪失控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案件时有发生，行为人往往事后追悔莫及。“法律不会因为你说‘我当时只是气话’就网开一面。每一次谎报，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造成恐慌。请务必三思而行。”

校对：张红霞；

编辑：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