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生态环境部

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各国普遍意识到，要破解各类环境挑战，离不开广泛而深入的公众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要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全球伙伴关系；《巴黎协定》《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国际文件，也都把公众意识提升、教育和社会参与作为重要内容。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对美丽中国建设赋予了更高标准与实践要求。

　　为系统落地“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2030年）》（以下简称《促进计划》）。《促进计划》不仅回应了国际关切，也立足自身实际，勾勒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社会治理路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发挥多部门协同的制度优势、依托基层治理体系动员群众等。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综合行动，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体而言，《促进计划》提出“筑牢根基、价值引领、能力提升、协同构建、营造风尚”五大任务，配套设置15条具体举措，清晰擘画了目前至2030年的美丽中国建设进程，把“全民行动”从理念倡导切实推进到体系建设、机制保障和能力培育的实践层面，为构建生态文明全民行动新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深刻把握“全民行动”的政治要义与时代内涵

　　美丽中国建设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要将其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促进计划》开宗明义，一方面将“全民行动”置于整体框架核心，系统谋划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路径；另一方面牢牢把握思想引领根本，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贯穿实施全过程的长期首要政治任务。这一安排既是对相关重要论述的具体落实，也充分彰显了以全民参与夯实美丽中国建设根基的鲜明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坚持政府统筹主导、督促企业履责，环境监管体系日趋完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突出。尽管如此，公众参与仍存在意愿不强、渠道狭窄等瓶颈，其广度和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此，《促进计划》从文化与教育发力，强调健全生态文化价值体系并完善宣传教育网络。这项工作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及教育体系等多元载体，鼓励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培育特色生态文化品牌。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提升公众的感知度与认可度，从而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共建”的行为转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促进计划》由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这一印发主体的构成本身就具有深刻意义，可视为跨领域、跨系统的治理力量集结。生态环境部门加强专业引领和技术支撑，宣传部门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价值引领，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志愿服务、社会组织、基层治理等职能，教育、共青团、妇联系统则分别覆盖国民教育、青少年群体和广大家庭，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构成了《促进计划》能够落地见效的体制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生动体现。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部署一脉相承，也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高度契合。

以社会治理创新破除全民参与的体制机制障碍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生态环境保护本质上是一项典型的公共事务，具有外部性强、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关系复杂等特征。《促进计划》明确的五大任务从思想、价值、素养、体系、风尚等维度系统构建了全民行动新格局，集中体现了以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全民参与的思路。

　　第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建格局。依据社会治理理论，现代环境治理之所以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各异。《促进计划》依托持续开展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对园区、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不同主体作出差异化、精准化的引导安排。针对园区企业，提出深化宣传教育功能、搭建互动平台；针对群团组织，提出深化“美丽中国·青春行动”“保护母亲河”等品牌；针对家庭，提出推进“美丽庭院”建设；针对科技工作者、行业协会商会，提出发挥专业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这种分类引导、各展所长的制度设计，使每一类社会主体都能在美丽中国建设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方式和发力点，从而把分散的社会力量汇聚成强大合力，推动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转变。

　　第二，培育和规范环保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桥梁，在专业服务、利益表达、监督参与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促进计划》明确提出“规范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其有序参与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这一“规范”与“培育”并重的表述，体现了我国社会组织治理的成熟取向：要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有生力量，既要为其发展拓展空间、提供资源，也要引导其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健康发展。把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到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中去，既能补充基层治理的专业力量，也能增强治理的社会韧性。

　　第三，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促进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企业应开尽开，创新线上沉浸式参观、线下体验式参与模式，探索“参观+研学+文旅+消费”的融合路径。这一举措看似具体细微，实则蕴含深刻的治理逻辑。长期以来，公众对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环境基础设施存在认知盲区，“邻避效应”时有发生。通过向公众开放设施，把“黑箱”变为“窗口”，既能增进公众对环境治理的理解和信任，也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凝聚治理共识，是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推进社会善治的重要实践。

　　第四，健全监督举报和反馈机制。《促进计划》提出完善生态环境监督和举报反馈机制，鼓励公众依法监督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这将公众参与从单纯的宣传教育对象提升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主体。制度化、规范化的监督举报渠道，既能有效汇聚民智民力、形成社会监督的天罗地网，也能及时疏导社会情绪、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领域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以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激活全民行动的内生动力

　　如果说社会治理创新解决的是“怎么参与”的体制问题，那么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回答的便是“如何持续参与”的动力问题。《促进计划》对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作出了系统部署，培育管理规范、素质过硬的志愿服务队伍，打造“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品牌项目，统筹整合志愿服务阵地资源，持续开展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宣传选树，加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的能力水平。这一系列部署，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志愿服务发展链条。

　　首先，注重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促进计划》强调培育“管理规范、素质过硬”的志愿服务队伍，抓住了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生态环境领域专业性强，对志愿者的知识技能有较高要求。环境整治、生态保护、自然教育、科普宣传等领域，都需要具备专业素养的志愿者参与。通过系统培训和能力提升，既能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和实效，也能增强志愿者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其次，推动志愿服务的品牌化运作。《促进计划》提出打造“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品牌项目。品牌化是志愿服务从分散自发走向组织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一个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能够吸引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形成示范效应和持续动力。这与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总体部署高度一致，体现了部门协同的政策合力。

　　第三，强化志愿服务的激励引导。《促进计划》提出持续开展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宣传和选树。合理的激励和宣传机制，既能肯定志愿者的付出、激发其持续参与的热情，也能引导更多社会成员加入志愿服务行列，是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此外，注重志愿服务的资源整合与融合发展。《促进计划》提出统筹整合志愿服务阵地资源，并实施“文明实践+”工程，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我行动”。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融合，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分散，有利于把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嵌入更广阔的社会文明建设格局之中。

　　当然，在创新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志愿服务体系的同时，我们还要着重关注如何将宏大目标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行为的问题。正如《促进计划》提出的第五项任务“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营造全民行动社会风尚”，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

　　从行为科学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单靠道德倡导往往难以持久，须辅以科学的激励评价机制。将绿色行为与实实在在的积分、折扣、公共服务挂钩，能够有效降低公众参与的成本，提升参与的意愿，将“要我环保”转变为“我要环保”。《促进计划》同时提出开展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科学评估绿色行为转变情况，并规范地方碳普惠机制，这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数据支撑，也为绿色生活的长效化、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此外，《促进计划》注重发挥社区、村等基层单元的作用，鼓励普及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减塑降噪等绿色生活常识，将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长久稳固的社会根基。

　　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我国兼具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一旦全民的绿色意愿转化为绿色行动，所产生的减排效应和示范效应将是巨大的。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促进计划》在组织实施部分，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能力建设、加强评估交流三个方面作出了系统安排。要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笔者认为需在以下几方面持续用力。

　　一是强化部门协同。六部门联合印发只是起点，关键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工作衔接机制，在政策制定、项目实施、平台建设、激励保障等方面密切配合，形成“专业引领+宣传动员+社会参与”的强大合力，避免各自为政。

　　二是夯实基层基础。要把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乡村、园区、企业，依托基层党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把全民行动的要求转化为群众身边的具体实践。

　　三是注重长效机制。严防全民行动流于“一阵风”式的运动，应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安排，特别是通过科学的激励评价机制和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把公众参与真正固化为可持续的社会治理机制。

　　四是营造良好氛围。要创新宣传方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打造精品内容，讲好美丽中国的生动故事，让绿色低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入人心。

　　总之，《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2030年）》是新时代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建美丽中国的重要制度安排。它把思想引领、文化培育、宣传教育、社会参与、绿色生活有机贯通，把社会治理创新与志愿服务发展紧密结合，把生态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生态环境、宣传、社会工作等多部门的协同推进下，亿万人民的绿色实践必将汇聚成建设美丽中国的磅礴力量，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厚植社会基础、汇聚全民力量，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强）

编辑 | 邹祖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