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细娃儿都有小名。这些小名多以猫呀猴呀牛呀等动物命名，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狗。我的小名叫黑狗，是外婆取的。她说我生下来皮肤很黑，像个非洲娃儿。村里叫狗的，还有很多。以肤色论，有叫黄狗、花狗的；以形体论，有叫瘦狗、胖狗的；以排行论，有叫大狗、二狗的；还有的更随意，不爱说话的叫“闷狗”，喜欢吃嘴的叫“好吃狗”，粘人的叫“赶脚狗”……反正只要在村里不同名就行，没讲究。也有以马、猪、熊、驴等来取名的，甚至有叫“臭虫”“懒蛇”“毛毛虫”的。那时，人们给细娃儿取名就是图好养活，没有谁觉得这名卑微、低贱！

村里叫狗的细娃儿中，邻居莽狗对我最好。我们一起掏鸟蛋，他会多给我一个；并排拾麦穗，他会先让我拾；清晨放牛，他会给我占最好的位置；冬天细娃们玩挤油渣，他力大会护着我。外婆说莽狗不莽，心眼子实，他对你好，你也要对他好。所以，在县邮局工作的父亲每次带回的糖果饼干，我也会留一份给他。高中毕业后我当兵去了，他则跟爷爷学石匠，并深得爷爷真传。改革开放后，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匠人。前年回家，我找他给我外婆刻一块墓碑，他二话没说，从选料、底座、字体、花边，到安立完好，我都很满意。最后，他死活不收钱，说了一句令我没想到的话：“小时候父亲下死手打我，要不是外婆每次都护着我，我这条莽狗早变成死狗了！”说完冲我憨厚一笑。听完他的话，我心头一颤，外婆小时候护我、疼我、爱我的镜头，一一在眼前掠过。我不再说什么，爬上外婆坟头，开始双手用力拔扯杂草。这时，儿子突然喊我：“爸，你右手虎口流血了。”我没理会，一口气把外婆的坟头清除干净，然后，湿着眼眶，拉着妻儿的手，在外婆新立的墓碑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大家上学后，小名都不用了，新取了学名（即大名）。那时取大名，一般由老师、长者或者父母来取，主要有四类：一是勇敢类，如剑、峰、冲等；二是平安类，如安、康、平等；三是情怀类，如国、民、军等；四是富贵类，如财、喜、顺等。这样一来，同名的就特别多。有资料显示，全国同名同姓最多的叫张伟，有30万人之多；其次是王伟，有29万多人。排在后面的，有王芳、李伟、李娜、张敏、王静、李静等。

古时候，稍有社会地位和殷实的家庭给小孩取大名，都是很有讲究的。小名，一般在小孩三个月大或者满百日时由父母所取。大名则是入私塾时，由先生或者长辈所取，古人认为“名”代表人的灵魂，要用一辈子，因此取名特别正式。除了名，讲究人家还会给孩子取“字”，它是成年礼的一部分，男子在20岁行冠礼、女子在15岁行笄礼时取字。“字”是“名”的延伸，比如杜甫“字”子美，李白“字”太白。而“号”则是文人雅士自己所取，不受家族限制，自由表达志向和意趣，比如苏轼号“东坡居士”，陶渊明号“五柳先生”等。与这些风雅的字相比，我更喜欢“霍去病”“辛弃疾”等，它们通俗直白，随主人载入史册、留传千古。

现在的人取名，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专门给人取名的摊点；有专门的取名公司；而网上取名的广告就更多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幸福指数高了，家长们给孩子取名也用心到了千奇百怪的程度。有人为避免同名，取四个字、五个字；有人专挑生僻字；有人选用典故；有人加入了外国元素；还有人给小孩取名为“观音”“玉皇”“如来”，结果三个小孩长大后都很惨，有人说这是亵渎了神灵，也有人说这是巧合。我认为，给小孩取名越随意越好，用不着把《新华字典》翻一遍。希望也不要太高、太大，喊着上口、自然流畅就行。比如，叫胡然、王不了、刘清泉、张明远等，这些名字就很美。

人这一生，小名管几年，大名伴一生。谁不想高官厚禄？谁不恋滚滚红尘？然而，除了各有运气外，勤勉也很重要，天下哪有那么多不劳而获的好事！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有份普普通通的工作，生活过得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这就像一粒莲子，有的落进了荷塘，有的落在了荒原，结果不言而喻。

有人说：“鸟儿都知道爱惜自己的羽毛，生而为人，为何要自毁清誉，留下污名呢？”是啊，人自上学起，就有了大名，既然是大名，就要珍惜它，要让它站起来、大起来，顶天立地、光芒万丈！

尽管，我们都是一棵棵从石头缝里生长出来的小草。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