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古原

2018年世界杯，法国夺冠。巴黎街头几十万人涌上香榭丽舍大街，挥舞三色旗，鸣笛、欢呼、拥抱陌生人。

2022年，阿根廷夺冠，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尖碑广场上，蓝白条纹的海洋淹没了整条七月九日大道。

你大概也经历过类似的时刻，或者反过来的：主队输了，你关掉电视，一言不发，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了。

冷静下来想想，这其实挺奇怪的。

场上那22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赚着几千万欧元的年薪，可能连你城市的方言都听不懂。

他们赢球，你不会分到一分钱；他们输球，你的工资也不会少一毛。

可你就是会在进球那一刻从沙发上跳起来，在输球的时候砸电视，或者那一晚失眠到天亮

为什么？

答案关乎部落、关乎身份、关乎一个民族几代人积攒下来的集体记忆，它关乎一种叫做“沙文主义”的东西。

“很多人爱世界杯，其实并不完全因为足球。”

说这话的是英国作家西蒙·库珀，一个亲历过九届世界杯、在四个大洲生活过的老球迷。

真相是，我们在球场上的狂热，从来就不只是关于足球本身。

一）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全世界还在舔舐伤口。

写《1984》的乔治·奥威尔说：

“当我听人们说体育运动可创造国家之间的友谊，还说各国民众若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交锋，就不愿在战场上残杀的时候，我总是惊愕不已。”

奥威尔是个毒舌的人，他接着写道：

“当今绝大多数体育运动都是竞技性的。参加比赛就是为了取胜。如果不拼命去赢，比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注意，这里的取胜，不只是我想赢，而是 “我必须让对面那些家伙输” 。一旦比赛涉及到荣誉、涉及到国家、涉及到“我们”和“他们”，事情就变味了。

“严肃的体育与公平竞赛毫无关系。它与仇恨、嫉妒、炫耀、无视一切规则以及观看暴力的施虐快感紧密相连，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枪炮的战争。”

奥威尔不是凭空说这些话的。

他亲眼目睹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那场被纳粹用作宣传工具的盛会。他也关注过1945年莫斯科迪纳摩队访问英国的事件，四场比赛至少有两场引发大规模冲突，英国球员和苏联球员在场上大打出手，观众狂嘘裁判。

赛后还爆发了一场关于阿森纳队到底算不算“全英班”的争议，你看，在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站队。

所以，奥威尔的结论是，体育从来不是什么超越政治的乌托邦，它恰恰是政治最赤裸的舞台。

只不过，是民间球迷们在表达自己的沙文主义情绪。

这种政治情绪往往基于沙文主义、部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些集体主义驱动的“共同体”观念。

七十年后，荷兰主帅里努斯·米歇尔斯说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足球某种程度上就像战争。”当然，他们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

二）

奥威尔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他没有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足球？ 为什么打网球不会引发战争，踢足球却会？

人类漫长的历史经验中，有一种强烈的部落经验主义思维。在几万年的进化中，我们的祖先依靠部落生存，部落意味着安全、意味着资源、意味着繁衍的机会。区分“自己人”和“外人”是人类很长时间来的生存经验。

足球，恰好完美激活了这个经验思维。

你看看足球比赛现场的画面，无数球迷挥舞旗帜、脸上涂着油彩、齐声呐喊、向对手挑衅。这跟原始部落的战争舞蹈有什么区别？

几乎没有。

伊恩·布鲁玛在《纽约客》上写道，足球场常被 “部落主义、沙文主义以及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所统治。他甚至说，世界杯对很多人来说“几乎等同于一种宗教体验”。

球迷的归属感是一种现代“部落主义” 的体现，在本质上，现代足球迷和几千年前围着篝火跳舞的部落成员，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通过仪式（唱歌、穿队服、喊口号）来确认“我们是谁”，并通过对抗“他们”来强化这种认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选择的“部落”恰好是某个城市或某个国家的球队？

三） 

你出生在哪个城市，大概率就会支持那个城市的球队。你出生在哪个国家，大概率就会在世界杯上为那个国家呐喊。

听起来天经地义，对吧？

但仔细一想，这其实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你并不是生来就爱某支球队，你是被“教育”成这样的。你的父亲带你去看的第一场球、你小学同学都在讨论的球星、城市大街小巷悬挂的队旗……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你：这支球队代表你，你也代表这支球队。

球迷的身份认同是多层次的，从地方到国家、从俱乐部到国家队，层层嵌套。

换句话说，你支持的球队，是你身份认同的一个坐标。

球迷群体会将特定的历史人物，比如政治领袖、战士、革命者、武装抵抗组织，引入自己的身份叙事中，认为这些人体现了爱国、地区或民族主义的美德。

阿根廷球迷为什么如此崇拜马拉多纳？不仅仅因为他球踢得好，更因为他在1986年世界杯上用“上帝之手”击败了英格兰。那场胜利被解读为对马岛战争失败的一种“复仇”。 马拉多纳不仅仅是球员，他成了民族英雄。

再看欧洲。为什么有些德比战（比如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对流浪者）如此充满敌意？因为这不仅仅是足球比赛，它背后是宗教对立（天主教 vs 新教）、是民族对立（爱尔兰裔 vs 苏格兰裔）。

足球场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竞技场。它是一个微缩的社会，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历史伤痕、所有的身份焦虑，都在那90分钟里被集中引爆。

二战之后，足球在欧洲逐渐取代了战争，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之一。那些在公共领域被压抑的情绪，比如民族自尊、历史屈辱、对“他者”的敌意都在球场上得到了释放。

“足球曾在欧洲‘替代了战争’，成为民族情绪的安全阀。”

四）

但事情在21世纪变得复杂了。

你打开电视看一场欧冠比赛，曼城对巴黎圣日耳曼。曼城的老板是阿联酋人，主教练是西班牙人，首发11人里可能只有一个英格兰人。

这些球队，还能代表“某个城市”或“某个国家”吗？

职业足球已经发展成成熟的国际体系，俱乐部层面的足球早已全球化，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等俱乐部由跨国资本控制，球员来自世界各地。西班牙的亚马尔，母亲来自赤道几内亚，父亲是摩洛哥人。

但有趣的是 ，球迷的激情并没有消退。

即便球队里全是外国人，球迷依然保持着强烈的认同。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是，球迷的认同对象，从来就不是“球员”。他们认同的是那个符号、那个名字、那件球衣背后的“我们”。

你支持的不是11个具体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你支持的是那个代表了你的城市、你的社区、你的童年记忆的符号。哪怕球员全换了，只要队名还在、队徽还在、主场还在，那种归属感就还在。

这恰恰说明了足球沙文主义的顽固性，它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内容”，它依赖于一种“关系”，我们 vs 他们。

五）

当然，这种“我们 vs 他们”的情绪，并不总是温情的。

它的极端形式，叫做足球流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足球流氓臭名昭著，在欧洲各地滋事。他们打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意战术或者球员表现，他们打架是因为“我们的地盘”被“他们”侵犯了。

这是一种纯粹的地盘主义，跟几万年前两个部落为了争夺狩猎场而打仗，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更极端的例子是1969年的足球战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因为世界杯预选赛的争议而断交，随后爆发了持续数日的武装冲突，数千人死亡。

一场足球赛，引发一场真正的战争。

这听起来荒诞，但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足球竞技除了沙文主义外，还会夹杂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政治立场。当“没有枪炮”的条件被打破，它就真的变成了战争。

不过，事情也在变化。

近年来欧洲足球的暴力事件已明显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票价太贵了。当一张欧冠决赛门票要几千欧元的时候，喊打喊杀的底层年轻人被挡在了门外，坐在看台上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和游客。

但排外、种族主义情绪、沙文主义思维，从来都在。

足球场上的“部落情绪”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移了。 以前人们在看台上喊“打败他们”，现在他们在投票箱前喊“赶走他们”。

赶走外来者，甚至赶走外来企业、外来商品。

足球场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训练场。 你在看台上学会的“我们是谁”、“我们对抗谁”、“我们如何组织”，会强化你的沙文主义情绪。

足球从来就不只是足球。

人类有无数种方式划分“我们”和“他们”——种族、宗教、阶级、国籍。这些划分方式往往带来战争、歧视、压迫。但足球提供了一种相对无害的方式，让这种情绪得到宣泄。

歧视外地人，是一种常态。比利时人吐槽荷兰人，甚至一个县城里，都存在地域歧视。

你在球场上喊“我们是最强的”，对面的人喊“我们才是最强的”。

90分钟之后，不管谁赢谁输，大部分人还是会各自回家，明天继续上班。这是一种仪式化的冲突，种用规则和边界框定好的情绪游戏。

米塞斯的观点值得认真解读。他说：

混淆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或将民族主义解释为沙文主义之后果，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沙文主义是一种性格意向和思想意向。它不会导致行动。而民族主义一方面是一种主张某种行动的学说，另一方面，也是实践这种行动的政策。因此，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二者并非必然相联。”

米塞斯认为，'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在定义上，是存有差异而不应被混淆的。易言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在两者之间，也并非是必然相连。他认为，沙文主义，是一种性格，或是心性，它不会导致行为；民族主义，在一方面为推荐某种行为的学说，而在另一方面则为完成这种行为的政策。 ”

米塞斯将沙文主义定义为一种基于语言共同体的、非理性的自我高估。

“沙文主义指的是对自己民族的品质和成就的自我欺骗的高估和对所有其它民族的贬低成见。 这是在一种心胸狭隘的市侩小人身上并不比自负和无知更加惹人瞩目的心态。”

“沙文主义妄自推定某人自身所属民族的素质与成就具有无比优越性。 在欧洲目前的环境中，所属民族即意味着所属语言族群。这种傲慢自大是普通人常见的弱点。”

他进一步从心理层面解释了这种情绪的根源：

“高估自己的语言共同体，以及高估通常被以本族语言名称来形容的一切事物，在心理学上并不会比高估自己的个性或低估他人的个性更难解释。 ”

米塞斯反复强调，作为一种心理倾向的沙文主义本身是“无害”的，它并不必然导致侵略性的行动。

“它当然不是美德。但是它并不导致行动和政治冒险。 ”

“德国人并非因为法国人 Count Arthur Gobineau 和英国人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唯一真正的人类种族而所有其它民族都不过是垃圾和下等货而发动战争。”

他甚至指出，沙文主义可以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自负：

“即使是奋勇杀敌的士兵，如果碰巧在战场之外遇见单个敌人，也不会去仇恨他。自负的勇士既不恨敌人，也不鄙视敌人；他只是想光辉地显示自己的英勇。 ”

与作为情绪的沙文主义不同，民族主义（尤其是侵略性民族主义）是一种政策主张，其根源在于经济干预主义。

“侵略性民族主义是国内干预主义政策和国家计划政策的必然衍生品。 ”

“经济民族主义——国内干预主义必要的互补教条——会伤害外国人民的利益，从而引起国际冲突。它会使人们起心动念，要以战争改正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 ”

“干预主义滋生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滋生好战情绪。 如果人员和商品被禁止越过边界，那么军队为何不该试图为它们开路呢？”

因此，米塞斯认为，将民族冲突归咎于沙文主义情绪是找错了方向：

“许多人把沙文主义混同于国家主义并且认为沙文主义是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沙文主义也没有孕育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不能用沙文主义的毒害得到说明或者谅解。这是冷酷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客的一种政策。 ”

因此，足球的沙文主义情绪，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基于地域的文化心理，当然，很多时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强烈的地方，会将此时此地的政治情绪投射进去，也不奇怪。

但问题不在足球，而在于其他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对抗引发的。

仅就足球而言，不同民族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相互鄙视一下，不是什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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