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新闻记者 姚兰 朱西全 孙娟 李皓

青海湖北岸，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上，西海郡故城静静矗立。

这座西汉元始四年由王莽设立的边郡城池，不仅是中原王朝经略青藏高原的历史坐标，更是古羌族群融入华夏文明发展脉络、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实物见证。——题记

羌从何处来

华夏文明的滥觞时代便与古羌人深度绑定。

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其中“炎”指的就是上古神话中华夏文明的创世始祖炎帝。

古籍中关于炎帝姜姓、姜羌同源的叙述，说明古羌人很早便进入华夏文明的早期记忆，成为理解中华文明多源汇聚格局的重要线索。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兰措卓玛博士认为，昆仑神话体系中的西王母形象，可能保存了青海湖周边早期族群的社会记忆，这或是古羌文化因素的投影。 古老的传说，让中华文明的早期记忆，与羌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西海郡故城所在的位置，曾经是古羌人的活动区域。史学家根据史书中王莽建立西海郡时，卑禾羌的首领良愿曾率领一万两千部众迁徙他处的记载，还原了当年青海湖北岸古羌人生产生活的场景——

兰措卓玛：“那时，青海湖北岸水草丰茂，盐湖资源充沛，形成了稳定的游牧与采集经济，是羌人的核心聚居地之一。”

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去往何方？古老的羌人是否就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古羌部族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变迁？创造了怎样的传奇？

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羌”出现的频次很高；《说文解字》中认为，“羌”从“羊”，是“西戎牧羊人”，“西戎”“牧羊”，古羌人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身份的确认；在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中，“羌”更是屡见不鲜，只不过此时“羌”往往与别的偏旁组合在一起，形成多种变体，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后汉书·西羌传》中明确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学者考证，三苗的活动范围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南部至洞庭湖、鄱阳湖地区，三危指的是今天甘青、陕西西部一带。很多人由此判断，曾经生活在甘青地区的古羌族，是从黄河中游乃至长江流域迁徙而来的外来族群。

“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兰措卓玛博士说。

距今约7000年，生活在东亚大地上的古人类族群在黄河中下游创造出了仰韶文化，仰韶先民率先掌握成熟粟黍旱地种植技术，创造了华夏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高峰。

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形态一样，农业文明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兰措卓玛博士说：“农业生产必然要以大量的土地和稳定的气候条件作为基础，农业的发达让仰韶人形成定居聚落，人口的质量和数量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让他们遇到了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困境。”

兰措卓玛博士认为，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下游有限的土地资源已无法承载持续增长的人群，从而使得部分仰韶族群沿黄河逆流而上，向西进入甘青高原的河谷地带，开辟出更大的生存空间。

进入甘青地区的仰韶人，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也让仰韶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马家窑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影响基础上，结合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地方文化因素发展而形成。距今约5000年，黄河上游地区在吸收仰韶文化尤其是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它既延续了中原新石器文化的传统，也体现出甘青地区本土人群、生态环境和生业方式的深刻影响。

跨地域族群的上古交融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的柳湾彩陶博物馆，珍藏着数万件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物，这些文物是远古人类在青海大地繁衍生息、耕耘创造的实物见证，其中，属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器皿，备受学者和大众的关注。马家窑文化异彩纷呈的彩陶纹饰和精湛的生产工艺，既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又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

兰措卓玛博士认为，马家窑文化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她说：“迁徙到黄河上游的古羌人，与当地狩猎采集先民融合，创造出马家窑文化，从而完成了中原农耕文明向西北高原最早的输送。”

想要揭秘马家窑文化蕴含的文明密码，我们的目光便会不由自主地回落到青海湖湖域，聚焦在青海湖区域上万年前古人类的活动遗址，因为那片离西宁只有百余公里的泱泱大湖，不仅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地理坐标，同时也是上万年前，孕育出人类文明火种的区域。

几年前，考古学者在青海湖南岸发现了一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江西沟遗址。江西沟遗址证明，末次冰期结束后，青藏高原已有古人类活动踪迹，他们依靠渔猎和采集，在青藏高原东北部这片冷峻的土地上，留下了早期人类活动遗存。有趣的是，在离这处遗址不远的另一处遗址中，还出现了彩陶的残片，这表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繁衍至今，从未间断。

与江西沟遗址隔湖相望的海晏县尕海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石核、石叶以及羚羊、野牦牛等动物的骨骼。这些文物在无言中诉说着，万余年前，人类走向青藏高原的艰辛。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比青海湖地区更偏远的小柴旦湖附近，发现了一处距今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是目前考古学家在青海境内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之一，由此可见，青藏高原从来不是被文明遗忘之地，文明的曙光在久远的历史时空中，曾如此顽强地照亮了青藏高原辽阔的天空。

从江西沟遗址粗犷的石器，到马家窑文化彩陶精美的纹饰；从尕海遗址石叶上闪烁的微光，到西海郡故城残破的堞雉，历史一步步走来，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青海的古羌人的族源从来不是单一、纯粹的，黄河上游、青海湖流域自古便是多支远古人类文明交汇融合的舞台，多重史前文化层重叠构成古羌庞大族群复杂多元的起源底色。

兰措卓玛博士说：“仰韶文化西迁不是简单的人群迁徙，而是完整生产体系、文化习俗、聚落模式的跨区域移植，黄河中下游农耕技术落地湟水、黄河上游河谷，为古羌人构建农牧复合生业模式提供了技术根基。散落在河湟谷地的马家窑彩陶、粟作遗存、半地穴房屋形制，处处留存仰韶文化的基因印记，清晰记录了中原与甘青高原先民早期深度交往的完整链条。”

羌人正是最早依托黄河这条天然廊道完成中原与西北文明联动的先民。

走下高原开枝散叶

作为华夏大地最早掌握农耕技术的古族群分支，迁居高原后，古老的羌人因为有了适度的发展空间，人口数量也随之稳步增长，然而，在那个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年代，他们无奈地复刻了仰韶先民曾经面临的生存困境。

兰措卓玛博士说：“随着人口膨胀，土地紧张，马家窑人选择不断扩张生存空间，以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

1979年2月，四川省茂县营盘山台地，一群改土造田的农民发现了一处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处文化遗址中出现了不少带有马家窑文化鲜明印记的彩陶器皿。

《中国羌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这样评价营盘山遗址：“位于岷江流域的营盘山遗址，堪称藏彝走廊地区史前文化考古最重要的成果。”

藏彝走廊是1978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他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考察确定，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之间，有一条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走廊，而青海正处于藏彝走廊的重要节点。

学者陈良伟在《丝绸之路河南道》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丝绸之路河南道并非王朝政令下人工开辟，而是依托甘青先民数千年来踩踏形成的区域古道逐步整合而成。”

不止营盘山遗址，在青藏高原的周边地区，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历史遗迹比比皆是，岷江、白龙江、澜沧江的河谷地带，都曾发现过带有马家窑文化鲜明标识和醒目特征的器皿，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力甚至辐射至西亚。

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人也是文明的传播者。在文明传播的过程中，远古人类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东部苍茫的大地上，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纵横交错的山水间，留下了斑斑印痕，这便是古道。

陈良伟通过大量的考证，勾画出了青海境内四条核心古道的完整脉络——湟水往南通往白龙江上游的通道、湟水正北张掖通道、湟水西南黄河河源通道、湟水正西西域通道。陈良伟特别强调，四条古道起源均可追溯至史前。

卓越的生存技能让古羌人重塑历史

如果说仰韶西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跨区域族群的大规模的交融活动，此后的一个“偶然事件”，不仅催生出了古羌人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让这样的交融，拥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价值和崇高意义。

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大陆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冷干化波动，甘青地区气候趋冷趋干，草场和河谷农业承压，可能促使部分人群调整生业方式并发生迁徙，他们向南，向着更适合农业生产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迈进。

陈良伟经过调查证实，那些连通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的，早已被古羌人的祖先勘验过的河流成为了那个时代拯救羌人的“生命通道”。

请记住这些河流的名字，因为这些河流，曾与我们祖先的命运息息相关，它们的名字因此有足够的资格，被我们铭记和传颂——黄河、湟水、隆务河，它们是白龙江、岷江流域……

陈良伟说：“白龙江上游的玛曲、迭部发现了大量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证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湟水流域先民已与白龙江上游族群开展深度经济文化交流。”

不仅自然生态的改变，成为了古羌人远走他乡的诱因，战争也曾迫使甘青地区的古羌人，走向远方，走向群山深处，走向更安全更温馨的新的家园。

《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战国秦献公年代，面对秦国的威胁，居住在河湟谷地的羌人曾被迫远走西南。

陈良伟考证，湟水流域及青海南部山地散居的参狼羌、武都羌、白马羌，战国前后曾大规模南下四川广汉、武都等地。

一次次远走他乡，一次次离乡背井，古老的羌人背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以高原为起点，以河湟为起点，以大湖为起点，沿河四散，辗转他乡。

兰措卓玛博士这样总结古羌人迁徙总是把河流、河谷作为迁徙通道和空间参照的原因：第一，河谷地带的海拔相较于高原腹地更低，生存温度适宜；第二，峡谷水汽汇集，气候相对温润，可开展小规模农耕；第三，山地降水充沛，植被覆盖度高，牧草、可食用植物、野生动物资源充足，能够支撑迁徙族群长期定居。

河流载着古羌人的命运沉浮起落，可是无论迁徙多么漫长，总有停下来的时候，当古羌人选择在横断山区的险峻河谷中建立新的家园时，命运再次眷顾了他们。

兰措卓玛博士说：“甘青地区沟壑纵横、山地交错，这样的地理环境，倒逼羌人演化出适配复杂山地的生业模式。”

兰措卓玛博士将这种生业模式称为“垂直梯度”的生产模式。

“大体上说，古羌人创造的垂直梯度的生产模式，就是在高海拔山地放牧发展畜牧业，在河谷低地开垦梯田种植粟黍，在半山地带开展采集狩猎。畜牧、河谷农业、采集多元产业结合，这样的生产结构使得古羌人具备了多元的生产技能和极强的环境适应力。”兰措卓玛博士说。

抵达了新的生活环境后，这套垂直梯度体系，让南迁的羌人很快适应了横断山区复杂立体的生态和地理环境，多元的生存技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让他们顺利地在陌生山地环境中扎根繁衍。

“甘青羌人成熟的垂直梯度生产体系，更是随南迁的古羌族人群扩散至横断山区，将高原畜牧、河谷农耕结合的生存方式带入西南山地，从而改变了当地单一采集狩猎的原始经济形态，让不同生态区域族群形成无法割裂的经济依存关系。”《中国羌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这样评价这次迁徙。

就这样，以羌人为主体的跨区域族群流动，源源不断地为华夏文明注入新鲜血液。

兰措卓玛博士说：“羌人的迁徙从族群构成、语言分化、生业传播三个维度，奠定了今日中国西南民族的整体格局。”

后世的学者发现，今天生活在横断山区的羌族、彝族、景颇族等多个民族，和河湟地区的原住居民，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不少西南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和民间传说中，都有他们的祖先来自青海的记载，这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高原的礼赞。

大湖北岸的纪念碑

一部分古羌人走了，更多的古羌人选择留了下来。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挺过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用改变生业模式的无奈之举，创造出新的文明。

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河湟谷地、环青海湖全域成为了羌人的核心聚居区，青海湖北岸以卑禾羌为代表的羌族部落的畜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其畜牧业规模庞大、人口基数十分可观，游牧生产体系高度完善。

西汉元始四年，王莽政权在青海湖东北岸设立西海郡。西海郡设立之后，汉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青海湖湖域，青藏高原的文明发展，开始了新纪元。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这座城池的修建，早已跳出了单纯军事管控的单一逻辑，成为了中原大一统治理体系主动对接高原羌人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直接推动中原文化与羌族文化深度交融。

兰措卓玛博士说：“西海郡的设立，既体现了汉代国家治理体系向青海湖区域的延伸，也反映出中原王朝与河湟、环湖羌人社会长期互动的历史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海郡故城，更像是一座纪念碑，铭记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底色和肌理，在这一过程中，羌人始终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之一，是中华多民族格局重要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