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乔治・华盛顿下令建立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开始，这个国家前所未有地将战争与商业深度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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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与私营产业有着源远流长的合作关系，如今商业技术正日益成为国防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本文属于《美国诞生 250 周年：全球最强经济体的发展故事》年度系列报道，由《华尔街曰报》推出，总编辑埃玛・塔克统筹策划。

　　去年春天，美国陆军欧洲战区作战主管杰弗里・凯恩上校忽然顿悟：弹药的管理逻辑，其实和冰淇淋大同小异。

　　彼时凯恩正在家中观看帕兰蒂尔技术公司一套全新数字化系统的介绍视频，他所在的部队刚刚启用这套系统来统筹作战行动、监控物资库存。视频里，帕兰蒂尔一位企业客户、快餐品牌温迪的管理人员介绍，同一套数字化系统可以帮助这家连锁餐饮企业，精准管控全美各家门店薄荷巧克力味冰霜奶昔原料的库存水平。

　　“我瞬间豁然开朗。我当时就在想，我们做的其实是一回事。” 凯恩回忆道，“我们管控的是 155 毫米榴弹炮弹，本质逻辑没有任何区别。”

　　帕兰蒂尔参与国防业务，只是美国历史上无数次产业与国防深度交织的缩影。纵观人类历史，战争向来会为一部分人创造商业利润，同时推动商业迭代发展。比如十字军东征催生了近代国际金融，也推动了复式记账法的诞生。但唯有美国，前所未有地将战争与私营商业紧密融合，二者相互赋能、彼此加速，且往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双向促进。

　　退役陆军中将、长期深耕政企国防合作领域的约瑟夫・沃特尔表示：“这种关系早已超越简单协作，是为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缔结的深度战略伙伴关系。”

　　沃特尔称，这种合作关系能够绵延两百余年本身就极具特殊性，同时行业发展也出现一个微妙且持续的趋势：在研发、前沿技术、新型制造工艺、网络与太空等新兴安全领域，创新主导权正从军方逐步转向民用产业。

　　数百年来，美国的军政商绑定不断深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位退役五星上将、二战英雄在总统卸任演说中，曾对他口中的军工复合体发出严厉警示。

　　1961 年的告别演讲中，他针对彼时初具规模的常态化大型军备产业警示：“权力错配并灾难性膨胀的风险已然存在，且将长期持续。”

　　华盛顿埋下的产业创新伏笔

　　这套军工协同的产业体系，历经近两个世纪才逐步成型。1794 年，华盛顿下令设立国营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这家军工企业开创了诸多后来成为私营工业基石的创新模式：可互换标准化零部件、流水线生产、小时薪酬制度、全职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

　　美国内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由工业实力决定胜负的大规模战争。完成工业化的北方工厂可以大批量生产军火，以农业为主的南方根本无力匹敌。1860 年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年产步枪不足一万支，内战四年间，该厂的步枪总产量突破 80 万支。北方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也吸引了大量移民涌入，源源不断为联邦军队补充兵源。

　　北方军方充分依托原本服务于商业贸易的私营铁路网络，其路网密度远高于南方邦联稀疏的铁路线路，进一步放大了北方的战争优势。

　　此后半个世纪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美军规模收缩，工商业却借着内战时期的工业化红利迎来爆发式增长。镀金时代蓬勃的企业家精神，为美国在 20 世纪的数次战争胜利奠定了产业根基。

　　1898 年，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展出无线电遥控船只原型。和 1903 年莱特兄弟实现飞机试飞一样，这项技术最初并未受到军方重视，但战争很快改变了军方的态度。

　　19 世纪末，枪械设计师约翰・摩西・勃朗宁通过大幅优化枪械内部结构做大企业，最终研发出杀伤力极强的重机枪。一战后定型的 M2 型 0.50 英寸口径重机枪至今仍在量产并被各国广泛列装。

　　1917 年美国正式加入一战，美国雄厚的工业产能先为协约国持续输送军备物资，在美国本土军队登陆欧洲战场后，更是直接扭转了战局走向。

　　二战时期，这种产业动员模式被推向顶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邀请一众资深实业家牵头，掀起私营制造业的战时扩产浪潮，放在战前数月，这样的产能规划几乎被视作天方夜谭。汽车工厂转产军机，食品罐头厂开始制造弹药包装箱。珍珠港事件爆发初期，一艘自由轮货运船的建造周期约 8 个月，极致的效率优化之下，1945 年时建造周期被压缩至仅一个月。美国工厂同时还为苏联盟军持续输送战备物资。

　　冷战的技术军备竞赛

　　1961 年艾森豪威尔发表警示演说时，苏联已经成长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工业强国与战略对手。美国没有选择在产能规模上硬碰硬，而是依靠技术创新抵消苏联的体量优势。从太空竞赛开始，美国军方与本土企业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度合作，这场合作也彻底重塑了全球商业格局。

　　美国国防部出资扶持私营企业研发火箭、军机、计算机以及各类武器装备所需新型材料。数字计算机最初的研发目的，是用来模拟氢弹爆炸试验。上世纪 70 年代让民航走向大众化的波音 747 宽体客机，其技术根基源自上世纪 60 年代为 C-5 大型军用运输机研发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

　　同一时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前线物资补给压力巨大。新泽西州航运企业家马尔科姆・麦克莱恩首创集装箱货运模式，一心想要拿下国防部的军方运输大单，于是自掏腰包在越南金兰湾修建集装箱码头。

　　集装箱不仅解决了美军的货运难题，更掀起了全球贸易的革命性变革。空集装箱返航美国途中停靠正在工业化的日本，装载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销往美国市场。

　　麦克莱恩的航运生意助力美军后勤保障，但集装箱标准能够全球落地，离不开军方强力推动各大航运企业统一集装箱规格。《集装箱改变世界》一书作者马克・莱文森介绍：“政府明确告知私营企业，必须统一行业标准，否则就由官方强制出台统一规范。”

　　全新的数字战场

　　美国并未赢得越南战争，但资本主义体系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美国开启了 “化剑为犁” 的数字化转型：原本用于军事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向民用开放；诞生之初为抵御核战争、保障通信不间断的阿帕网，最终商业化演变为互联网。

　　互联网泡沫时代催生了民用商业繁荣，相关技术很快延伸至国家安全与军事领域。上世纪 90 年代末，贝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个人线上交易，也滋生了网络诈骗，其创始团队因此研发出一套欺诈识别风控系统。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后，彼得・泰尔等创始人意识到这项技术可以用来追踪恐怖分子，于是在 2003 年创立了帕兰蒂尔公司。

　　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频繁依托私营企业解决简易爆炸装置等致命安全威胁，从初期改装军用装甲车，逐步升级到各类高精尖的数字化安防方案。

　　十年前，美国国防部高层意识到本国数字化技术已经出现落后风险，于是主动走进数十年前由军方扶持发展起来的硅谷，在这片科创沃土找到了第一批战场人工智能应用：依托算法定位伊拉克战场上行踪隐秘的武装袭击者。

　　如今，美国一方面面临本土工业产能萎缩的困境，一方面全力落地商用人工智能技术 —— 就像凯恩上校偶然发现的那套冰淇淋库存管理系统一样，各类前沿技术早已在民用企业中成熟落地。

　　美国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官卡梅伦・斯坦利近期表示：“全球最顶尖的技术集中在美国民用商业领域，因此我们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坚持优先采用成熟商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