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6月27日，“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千唐志斋博物馆内的《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袁府君（承嘉）墓志铭并序》（简称《袁承嘉墓志》）被实证为狄仁杰真迹，并且可视为狄公绝笔。该馆副馆长裴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综合分析可以确认，《袁承嘉墓志》的撰书者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出身官僚世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作为大众熟知的历史人物，多数人只知道他举贤荐能，断案公正，反对贪官污吏，极力维护人民利益，且忠于唐室，是封建社会具有卓识远见、政绩显著的一位名臣。鲜有人知道他在书法上的造诣。裴志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狄仁杰是被政名所掩的一代书法名家。 　

比对细节，两志文结体用笔十分相似

在千唐志斋博物馆的窟室之壁，嵌着一块《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公瑜）墓志铭并序》（简称《袁公瑜墓志》）。此前，它被公认为狄仁杰存世的唯一墓志书法真迹，系千唐志斋主人、辛亥革命元老张钫的旧藏。

千唐志斋博物馆位于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是我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5年前后，张钫在“蛰庐”西隅辟地建斋，将收集来的一千余方墓志镶嵌于花园的十五孔窑洞、天井以及走廊的内外墙壁上。这些墓志大部分属唐代，故被命名为“千唐志斋”。新中国成立后，张钫将千唐志斋捐献给国家，1990年更名为千唐志斋博物馆。

《袁公瑜墓志》载明墓志由“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撰书”。裴志强表示，该志文优美，书法圆腴俊朗，骨力深藏，刚柔相济，笔法遒劲，点画丰腴，结体稳健，有大唐气象，书风在虞、褚之间，堪称唐志书法中的上乘之作。

裴志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与《袁公瑜墓志》同时出土的尚有《袁承嘉墓志》。此志现嵌于千唐志斋五号窟室墙壁之上，位置较高且隐蔽，很难引人注意。

裴志强在《〈袁承嘉墓志〉撰书者考——千唐志斋再现狄仁杰书迹》中指出，根据二人墓志志文所载，袁承嘉父公瑜，祖处弘，曾祖钦；袁公瑜祖钦，父弘，并且所载官职完全一样，袁公瑜、袁承嘉二人为父子关系无疑。袁承嘉、袁公瑜及先祖四人，史籍所载甚少，此二志可补唐史之阙，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他重点提到，除整体风格面貌外，从具体细节来分析，两志文无论是书写习惯、点画特征，还是结体、用笔都十分相似，很多相同的字如出一辙，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从志文的结构方式、行文习惯、文章风格来看，袁氏父子墓志志文也十分相似，撰文者应为同一人。

裴志强推测，当时袁家邀请狄仁杰为袁公瑜书写墓志，一并请他撰书了袁承嘉墓志。至于为何前者署名而后者未署，原因在于袁公瑜年长于狄仁杰，他们同朝为官，均为武则天的支持者，皆有“忠而获谤”的经历；而袁承嘉系晚辈，当时仅任主刑法的司法参军事，狄仁杰为其书志时不署姓名，应属正常礼俗。

北京昌平曾有狄仁杰的祠堂

史料记载，狄仁杰曾两度为相，是武则天晚年最敬信的大臣。狄仁杰病故于圣历三年（公元700年），武则天闻讯悲伤还失声痛哭，并传旨废朝三日，以示哀悼。两《唐书》有传，狄仁杰死后谥文惠，唐睿宗时又追封梁国公，故世称狄梁公。

自清代《狄公案》等小说作品流传后，狄仁杰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实际上，从唐代开始，各地就为狄仁杰立祠建碑。据《清一统志》卷7《顺天府》载，狄梁公祠在昌平州西旧县北门外，始建于唐代。早些年，北京昌平发现了一通《重修唐狄梁国公庙堂记》石碑。据碑文所载，古昌平县北方有一座纪念唐狄梁公的神祠。

昌平区城南街道的旧县村，历史悠久，是唐、辽、金、元及明初时的昌平县城。旧县村的明正统《重修狄梁公祠记》记载，正统十三年八月，司礼监太监王振游览昌平，在昌平逗留期间，他拜谒了县城的狄梁公祠，见祠堂残破不堪，于是“首倡捐资市材，鸠工彻而新之”。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记载清初的旧县“居民不满百家，而狄梁公祠香火特盛”，每年四月初一举行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可见，旧时的狄梁公祠香火旺盛。

昌平原有狄梁公祠，现已毁，但仍存石碑数通，时间跨度从元到清。这些碑刻现如今保存在昌平公园里的文物石刻园内，其中就包括一通《唐狄梁公碑》，乃明崇祯十六年修缮昌平狄梁公祠时复刻彭泽县《唐狄梁公碑》而立。

据悉，文物石刻园坐落在昌平公园西南角，于2001年11月建成。其面积1148平方米，原共有石刻68件，是昌平区零散石刻的集中保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