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从供给侧转到需求侧，居民消费日益成为增长的决定性拉动力。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在结构上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总量上进入负增长时代，经济增长在供给侧制约仍然严峻的同时，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更加突显。这既表现为一般规律性，也呈现出中国的特殊性。因应新的挑战和课题，只有做到像认识供给侧那样认识需求侧，才能超越周期视角，更深入地认识居民消费现象，推导出政策含义并提出政策建议。

　　让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需求侧核心拉动力

　　以长期视角认识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当于探索经济增长过程的“来龙去脉”。其中，“来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哪些因素凝结到产品或服务之中以及分别作出多大的贡献；“去脉”则是从需求侧来看，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去向何方，各自作出多大的贡献。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必要需求条件。可见，需求侧作为产出的归宿，特别是消费作为终极归宿，其本质更突出体现在作为发展目的的功能之中。

　　需求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例如，从以下几个因素，可以看到这种制约的存在和严峻性。其一，无论是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的自然趋势，还是全球化呈现的新形势，以及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脱钩”趋势，都构成对中国经济出口需求的抑制。其二，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供给侧要求从要素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在需求侧要求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其三，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以及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减速，均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抑制。

　　在供给侧诸因素中，虽然经济学长期以来也痴迷于研究各种要素的培育或积累，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本源驱动力，始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不过，当经济增长越来越感受到长期需求制约时，居民消费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日渐显露。国际经验表明，把居民消费率保持在与发展阶段相符的常态水平上，是高速增长经济体避免异常减速的关键，因而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答题。一项旨在揭示高速增长经济体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大幅减速的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越高，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概率便越低，反之亦然。对于中国来说，高度重视居民消费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要求。

　　实现消费水平的跨越，需要克服一系列与发展背景相关的重力或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让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需求侧核心拉动力，以前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在理念上有所转变，在政策上有所作为，甚至需要经历一个临界最小努力或惊险的跨越，需要克服一系列与发展背景相关的重力或阻力。

　　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重力，是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双双减速的长期趋势。一方面，即将跨过高收入门槛，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和中度老龄化社会，则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人口转变阶段。在较早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上，中国经历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赶超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要素禀赋，因此可以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并获得效率；后发优势也有效降低了创新成本。因此，更高的发展阶段就意味着上述赶超动能的式微成为经济增长自然减速并且继续缓慢下行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随之减速，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难以达到以往那样的速度和幅度。2010年以来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呈现下行趋势，迄今为止GDP的实际增长也呈现了一致的走势。至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比经济增长减速略有滞后，但也呈现出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强烈回归趋势。

　　需要克服的第二个重力，是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过大的分配格局。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表明，低收入家庭具有比高收入家庭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前者的家庭收入增长，通常更多用于消费商品和服务。相应地，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全社会形成并积累起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0.491这一峰值后一度降低，但在2015年达到0.462的谷底之后，降低的趋势便陷入徘徊，直到2024年仍然高达0.465。整体收入差距是由城乡差距、农村内部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构成的，在城乡差距缩小并且对整体收入差距缩小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呈现轻微的扩大趋势，可能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

　　需要克服的第三个重力，是快速老龄化的趋势和未富先老的特征。一般而言，老龄化程度与人均GDP水平高度正相关。就是说，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分别从较高和较低的水平上，朝着一个更为确定的区间收敛。然而，未富先老特征则意味着，在类似的发展水平上，中国具有更深的老龄化和更低的消费率。分年龄组具体表现为：其一，虽然青少年消费率高，但这个人口群体数量显著减少，故难以支撑整体的消费增长；其二，中年和大龄劳动者承受养老保险缴费、家中老人赡养、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抑制；其三，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社会保障水平的覆盖、子女的就业质量均较低，因而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受到抑制。

　　促进必要的观念转变、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

　　像认识供给侧因素的变化一样，从长期视角认识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是作出符合现实的判断、出台恰当政策、部署有针对性的举措，以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结合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概括地提出以下关键抓手，旨在促进必要的观念转变、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

　　首先，从全生命周期培育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报酬是家庭收入进而居民消费的最可靠支撑。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问题转变为结构问题，主要难点是人力资源供需之间的匹配，重点表现为“一老一小”群体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从人力资本培育入手，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可以采取长短结合的两个策略。从近期来看，借助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存量，对新成长劳动力、在职劳动者和延迟退休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与岗位之间的匹配度。从长远来看，预见人工智能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特点，按照未来人力资本需求，培养具有认知能力、软技能、终身学习能力的新一代劳动者，促进劳动者技能、劳动报酬水平和就业质量同步提高。

　　其次，在以合理、合意速度推动经济增长进而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再分配手段“分好蛋糕”。收入分配格局要得到根本性改善，例如，使基尼系数降到0.4这个基准点之下，归根结底要依靠再分配手段。借鉴高收入国家采取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再分配手段，中国在加强运用这两种手段方面尚有巨大的潜力。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显著效果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中国仅占全部税收的35.7%，大幅低于几乎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甚至低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另一方面，根据此前的一项研究，以人均GDP处于12000—30000美元的国家作为参照，2020年中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为33.9%，显著低于参照国家40.4%的平均水平；中国政府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为52.4%，亦显著低于参照国家62%的平均水平。

　　最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拓展公共品边界，更充分、均等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此需要创造的条件是，按照人民日益增加的公共品需要显著扩大政府的社会领域支出。实际上，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长期变化，政府支出率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两个指标的变化，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趋于降低和政府支出率趋于提高，两者显现出趋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政府支出率平均为26.9%，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2.9%；在进入高收入门槛直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的阶段，政府支出率平均提高到35.6%，居民消费率平均降低为58%。这种相对变化有两个含义：一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由公共品满足；二是基本公共服务等公共品的价值，通常不会体现在消费者的支出中，因此，公共品供给增加、个人满足程度提高，并不反映在消费支出的增加上。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