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犹太裔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是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主要代表作即为“民族主义三部曲”：《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她曾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是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荣休教授。2026年5月13日，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波士顿病逝，享年71岁。在去世前不久，格林菲尔德教授还曾到访上海，与中国学者交流。本文为格林菲尔德教授在同济大学演讲的内容整理，她从《心智、现代性与疯癫》这本书出发，以“疯癫与现代性”为题，从心智和文化的视角重新勘察疯癫。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首先，如果可以，我认为我应该用中文来写《心智、现代性与疯癫》这本书。但我得出这个结论时为时已晚，对于年老的我，开始学习中文这样一门困难的语言已经太晚了。因此，我非常感激这本书能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即使是对于如此优秀的翻译团队来说，翻译MMM这本书（MMM为《心智、现代性与疯癫》的缩写）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这个庞大的团队花了九年的时间来翻译这本书，因为他们不得不为这次翻译创造一套全新的词汇。这并不是说母语为英语的人就能更好地理解这本书。事实上，了解翻译的人告诉我，这个中文译本非常精彩。这个中文译本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我们当下正生活在一个西方正极速失去其思想领导地位的时代（如果它还没有彻底失去）。在西方拥有思想领导地位的这五百年里——我想强调这是痛苦、惨淡的五百年——它是世界的领导者。你们应当将这短短的五百年与你们自身五千年的历史进行对比。在这短暂的五百年里，西方实际上对全人类的贡献微乎其微。它真正做出的贡献——我这里指的是它对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些贡献——我认为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古典音乐，以及两门科学，即物理学和生物学。但在对“人类”本身的理解上，西方没有做出任何贡献，除非我们把十九世纪伟大的欧洲小说考虑在内。因为本应承担起理解人类这一职责的社会科学，根本没有实现这一期望。原因非常简单：社会科学只是盗用了“科学”的名义，其本身并非科学。

因此，我一生都在努力创建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一门真正的人类科学，它能够像物理学和生物学对待各自的研究对象那样，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可靠、客观的知识。也就是说，我试图致力于建立基于逻辑和事实的人类科学，这包括运用猜想与反驳，即基于严格的逻辑建构假设，并通过经验知识来对假设进行检验。

所以现在，当西方衰落时——如此具有破坏性的衰落，正如你们每天在新闻中所看到的那样——其他文明，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正在崛起。正如二十世纪初一位被公认的、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指的是梁漱溟——所说，世界上只有三种文明；不管你们怎么称呼它们，这三大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随着西方的衰落，我想把我到目前为止所创立的人类科学赠与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中国学者，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够发展它。《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是我关于民族主义三部曲的第三卷，在这本书中我采用了不同的角度。前两卷主要探讨民族主义对政治、社会关系和经济等公共领域的影响。在《心智、现代性与疯癫》中，我聚焦于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最私密的领域，即情感和精神疾病。由于民族主义与情感和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听起来非常怪异——西方人并不喜欢怪异的事物，我不得不为我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些理论基础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是一种文化事实。

什么是人类？问问你们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确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回答的问题，但你们不知道，也找不到答案。大多数人认为最简单的答案是——或大多数人就认为——人类是一个生物物种。但这是一个荒谬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它让社会科学甚至哲学所探讨的生命——哲学之所以还存在，就是因为社会科学没有实现对它能理解人类本质的期望——被定义为和其他生物物种一样的生命。 然而，生物物种的生命是生物学的课题。既然生物学已经存在，社会科学就绝对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也不需要专门的人类科学。当然，由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包括哲学家，对生物学的本质一无所知，我们的存在也毫无必要。但既然我们是存在的，我们应该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本质略知一二。

因此，为了佐证社会科学和哲学（这些有关人类的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首先必须将我们的研究对象——人类——作为一个范畴，一个逻辑范畴，从生物学中分离出来，尤其是要将人类与其他所有动物区分开来。我们不是，但我们当然也是，动物。这需要我们将自身与其他所有动物进行对比。当我们不厌其烦去对比时，我们立刻就会注意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几乎有着无限的差异，而这与其他任何物种的生活方式都不同，即使是那些最有智慧的动物，比如狼或狮子，甚至是与我们如此接近的近亲，如大型猿类、黑猩猩——我们在基因上与它们的差异只有微小的百分点。如此微小的基因差异显然无法解释我们与它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也无法解释人类生活方式内部的差异性。这种生活方式上无限可能的差异性是其他动物物种所缺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解释了这种差异性呢？如果我们再一次将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进行对比，我们会看到一种根本上的不同。这不是数量上的差别，而在于：其他动物主要通过生物基因遗传它们的生活方式，人类则主要通过象征性符号传递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区别所在。我们因此可以明白，正是因为人类生活方式是依靠象征性符号来传递 (Symbolic transmission) ——顺便说一句，“文化”一词就是指象征性符号的生成与传递——人类从根本上、数量上、质量上与生物界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这种对象征性符号或文化传递的依赖，使得我们可以将人类视为一种自成一格的存在或一种具有独立运行机制的层展现象。它不能被还原为有机生命现象的生物学规律，尽管它显然存在于生物世界的边界条件之内。这就像达尔文把有机生命视为一种层展现象后，发现生物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但有机生命无法被还原为其赖以生存的物理世界的边界条件。有机生命存在于物理世界提供的边界条件内，而人类则存在于有机生物体提供的边界条件内。这样，现实世界大体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三层的架构，基于物理世界之上是有机生命和有象征性文化的人类 （如图表所示）。这一对现实世界的概括性描述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论点之一。

来源：Liah Greenfeld, Mind, Modernity, Madness: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Human Exper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4.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我们解决了西方哲学中横跨两千五百年来都未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即身心二元对立论。通过这种层级式的现实观，我们实际上超越了对身心二元对立的理解，以及无法在逻辑上（并在实证上）将物质与精神联系起来的问题。总而言之，正是因为人类生活方式的传递机制是符号性的而非基因性的，我们才得以与其它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这种通过象征性符号进行传递的机制——即象征性传递——基本上就是文化。因此，一切都取决于象征性符号的本质，这才是核心变量。

象征性符号（symbol）是有意指代的标记（sign），而标记本身则与它们所指代的事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它一般的标记是与它们所指代的事物紧密相连的，例如，捕食者的气味向猎物表明捕食者就在附近，所以，捕食者的气味与捕食者是直接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符号只有在我们规定如此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去诠释它们时，它们才与所指代的事物产生联系。而且，符号的意义会随着我们使用这些符号的语境而改变，意义会不断地失效，这种改变是持续不断的，因为哪怕只是增加一个新符号，也会改变整个语境。所以我估计，就在此时此刻我说话的时候，你们所体验到的语境正在发生变化。随着语境的这种改变，我所使用的符号，也就是我所使用的词汇——那些对你们来说原本具有某种含义的词汇——就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含义。

但是，由于我们并没有看到阐释正在发生，这种对象征性符号的阐释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当我们仅仅从象征性符号的本质出发，我们首先可以推导出：文化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物件，也不是一个结构。作为一个过程，文化出现在时间维度中，而不是在空间维度。它不是一种空间现象，因此它不是物质的。它虽不是物质的，但它是经验性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它是时间性的，而时间性意味着历史性。因此，仅从象征性符号的本质来看，文化从定义上就是历史性的。由此，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时间性过程在哪里发生？它发生在心智里。所以，象征性的符号现实、文化现实，都是历史现实，也是心智现实。

什么是心智？在书里，我称心智为“大脑中的文化”。心智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象征性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大脑是一个结构，一个生物器官，一个物质的东西：它存在于空间之中。所以，心智在大脑这个空间里发生，并借助大脑来实现，但它不能被还原为大脑。我们也可以说心智——即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心智——是通过我们个体的大脑来运作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大脑的功能，还是个体化了的文化。在这里我们都能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空间里承载着文化。大脑与心智的关系，可以比作胃这一器官与消化过程的关系，以及肺这一器官与呼吸过程的关系。所有这些过程都在处理某些东西，那它们在处理什么呢？它们在处理来自外部的输入。胃自己不会长出食物，它处理的是来自外部、完全独立于胃之外的食物。肺在处理空气，对吧？空气来自外部，完全独立于肺这个器官。心智也是如此，心智在处理来自外部的文化。文化不会在大脑里生长出来，大脑本身与文化毫无关系。但是通过大脑这个器官，心智在处理着来自外部的文化。我们还可以把心智、大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比作食品加工机。食品加工机是一台机器，我们把原料放进这台机器里——机器本身与原料没有关联——然后按下开关，就有了加工处理的过程。有关大脑和心智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因为再讲下去就是另一场讲座的主题了。

文化从外部进入大脑，并在那里被心智所处理。在集体层面上，文化是一种外在于心智的存在，并由三种不同的过程组成。其中处于最顶层并能够解释其它所有过程的是文明的进程。位于其下的，是特定的文化认同的过程，即与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民族国家相关的功能系统。再往下的，是特定生活领域中的制度，如经济、家庭、科学等。接下来我们来区分能够存在于大脑内部的心智的不同部分，即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和经验上区分出心智包含的不同部分——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大脑解剖学，因我们无法观察别人的心智，你们可能会问如何做到这样呢？理所当然，你们所有人都能从经验上直接知道自己拥有心智，你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心智。但总体而言你必须具备极强的反省能力，才能真正区分出自己心智的不同部分，以及应对心智的能力。其实，你可以从文化世界的本质，即我们的世界的本质，逻辑地推导出这些部分。但我们出生在一个极其混乱的世界，我们不像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无论聪明与否）那样拥有适应这个世界的基因决定论，因此，我们必须拥有某种等同于该信息的替代物。这种等同物是什么呢？它就是“身份认同”（identity），即一张告诉你“你是谁、你属于哪里、任何你可能遇到的事物具有什么意义”的认知地图。这是第一步。

接着，即使在被赋予了某一种认同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着如此多不同的可能性，以至于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节点，我们都面临着无数的选择。举个例子，假设某人的身份是一名士兵，他的认同就是士兵。而当这名士兵在战场上面临危险时，这名士兵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士兵，知道自己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但与此同时，这名士兵也是非常自由的，所以面临着“我是应该英勇作战，还是应该当逃兵”的选择。选择总是存在的，而为了应对这些选择，心智中还必须有另一种特定的功能。这就是“意志”。这把哲学家们引向了他们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意志在定义上就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必须时刻做出选择。

现在你明白了，我们刚刚就从文化环境的本质中逻辑地推导出了心智的不同部分。但这只是逻辑假设，我们必须对照经验证据来检验它，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做科学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清晰的证据呢？以医学的情况为例，我们能在疾病中找到证据，即在精神疾病中，我们能观察到心智的碎片破碎时会发生什么。

《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 祖国霞、柴晚锁、武田田、李晓燕、汤颖/译 吴泽映/校，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月版

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注意到基本上在我所有的课堂上，多年来许多班级的学生们的精神状况都不太好。虽然他们的精神疾病程度各有不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病了。我记得当时我正在上一堂关于中世纪社会的课，我告诉他们——他们中大部分是美国学生，让他们去想象中世纪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那些人经常生活在身体的疼痛之中，而且对此无能为力。如果他们得了严重的、让人头痛欲裂的头痛，什么药也没有，没有阿司匹林——他们也可能会牙痛，剧烈的牙痛，但他们只能忍着。还有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致残，甚至必须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截肢。当然，女性分娩时也没有任何减轻疼痛的可能。当时我的班上大概有40个人，都是年轻的本科生，他们根本无法想象那种场景，他们会说诸如“好吧，他们一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话。你知道，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砍掉一个人的腿，还有分娩的过程……但这在他们看来很好笑，或者他们会说，“情况可能没那么糟，你看，既然你没想办法反抗它……可能就没那么糟吧”……我对这些极度缺乏想象力的学生毫无办法，因为他们被生活宠坏了，以至于无法想象别人所经历的肉体上的痛苦。于是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有谁——无论是你自己、挚友还是家人——正承受着抑郁症带来的巨大痛苦，甚至因为生活无法忍受而考虑自杀，但对此却无能为力？”突然间，所有那些快乐的——你知道，那些无法想象肉体痛苦的快乐的美国学生——眼神变得深沉而悲伤，他们每一个人都举起了手。这是我第一次见证了精神疾病的存在和影响。

精神疾病最终成了让我着迷且挥之不去的问题。像以往一样，我开始探寻我的研究对象的历史。我发现有三种主要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虽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零星的个案，但它们是在民族主义出现后才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也就是说，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这些疾病的发病率飙升。突然之间，出现了与之相关的立法，第一批医院出现了（顺便说一句，早期的精神病院完全就是人间地狱），精神病学成为了第一个医学专科，用于识别这种体验的全新词汇也随之出现。

而问题在于，在不同的国家中，随着它们发展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引入民族主义，在引入民族主义的历史时刻，它们国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也随之剧烈恶化。这与以下原因有关。首先，因为民族主义意味着平等、选择自由和个人主义，人们现在可以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是谁、自己一生想做什么——这些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是不可能的。在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框架下，身份认同的构建变得极其困难。随之，人们对于“自己是谁”充满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在他们心智中构建的认知地图上，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处于什么位置，生活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伴随着这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永远无法就如何行事做出决定，也无法做出适应环境的妥当行为，因此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这种认知问题导致了意志问题，而这种意志问题随后就在那些不同的精神疾病中被诊断了出来。

在美国，每次有关于这些疾病的统计数据更新时，它们都显示出巨大的增长。而最新的统计数据——当然全是由美国享有盛誉的统计学家完成的，我们有很好的统计学家，因为数据是我们社会科学家唯一致力的领域——两年前，美国严重精神障碍的发病率达到了42%。这意味着在成年人中，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两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当这个问题在十六世纪随着民族主义在英国兴起而首次成为一个问题时，英语中发明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疯癫”（madness）。现在基于我们非常先进的统计学，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两个是疯癫的，即可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而其他西方国家正紧随美国之后——紧随最疯狂的美国，且差距并不大，即他们都疯了。这同样是由西方最好的流行病学家测量出来的。除此之外，他们注意到，属于另外两个文明的南亚和东亚国家，似乎对这种疾病具有免疫力。但现在，这种状况好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不要效仿西方——这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自由并不是一个那么美好的事物。好，我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