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赵修义教授其人晚于知其名。那是2007年八月底，在经历一番波折后，我的赴美签证终于下来了，在打完一通电话后，我从梅陇镇上的美领馆打车到淮海中路622弄7号看望九十年代初在社科院念研究生时的老朋友严春松同学。到了那里，我想起来，此前见过一两面的童世骏教授正在社科院领导任上，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敲响了书记办公室的门。刚坐下未聊几句，童书记就对我说：“应奇，你来得正好，好帮我个忙，我的老师赵修义教授马上要来看我，但我这里要接待客人，没有空陪赵老师吃饭，你带上我的饭卡和你朋友一起陪赵老师吃饭吧！”做事情特别细心严密的童书记一边掏出饭卡，一边还不忘补上一句：“菜就随便点（这个“点”应当作动词）好了！”

事隔近二十年，我已经全然不记得那天和赵修义教授聊了些什么了，此后也和他没有什么联系。转眼到了2015年11月，我应邀参加赵修义教授发起的上海市社联的一场小活动，主题是研讨童世骏教授刚出的新书《论规则》。接到郁振华兄的口头邀请时，我以为是和《哲学分析》之前举办过的杨国荣和陈嘉映专场那样“规格”的高端论坛，就在短短十来天时间中“奋力”写出了一篇《童世骏哲学三十年》，记得文章的最后一笔还是当月28日会议召开之前，几乎熬了一个通宵，才在丽娃河畔的专家客舍中杀青的。

当我第二天早上来到会场，看到是一个小型座谈会时，才发现自己的劲儿使得有点儿大了，但是事已至此，我也只好照着已经写好的讲稿大致过了一遍。我注意到，在我发言时，童教授的老师赵教授看着我的稿子，对他的学生“耳语”：“都有人研究起你的思想来了！”

命运弄人，2017年3月，我转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这是赵教授毕生工作的地方，虽然我到此地时，赵教授早已退休了，我也从未专程去拜访过他。但是从不同的途径，我得到过他对我的正面评价和对我来此的积极期望。当时还稍感意外。现在想来，赵教授应当是作为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的一位有声望的前辈作此评价和期望的。毕竟，我们是同行，我所从事的政治哲学研究也可以算作赵教授主要的工作领域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同时，作为华东师大哲学传统的重要代表和活的见证者，赵教授的评价和期望也一定包含了从这个视角做出的考量，而这种考量本身也正是他作为这个传统之重要成员的一个佐证。

在我看来，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史学者，赵教授的主要作品是他和童世骏教授合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代性”是赵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不但发表专论，而且在书中用三十页的篇幅详加阐发，不但论证了所谓“同时代性”的理论依据，而且阐明了其哲学史编纂学意义，尤其指出了“新启蒙运动”与“世纪末潮流”的辩证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思想谱系中的构成性地位。

作为从大时代过来的人物，冯契先生在为此书所撰写的序言中一方面指出，“同时代性”这个似乎只是朴素地陈述一个客观事实的论点在我国哲学界却具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因为“同时代性”观念的提出挣脱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都是走向没落、腐朽的意识形态”这种教条，“克服了简单化、扣帽子的粗暴态度，要求如实地把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看作同一时代的产物，加以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把“同时代性”的论点引用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认为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实证论）、以梁漱溟和张君劢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和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当时中国哲学学派之间的争论，“就像是西方后黑格尔时代的再版”，并在此基础上再把上述“同时代性”论点引用于当代哲学，提出既要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又要克服民族的局限性的世界性百家争鸣之说，其论旨在于通过百家争鸣、自由讨论来处理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思潮、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

冯契对于赵修义教授提出的“同时代性”论点所做的深入阐发不禁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从大时代过来的苏联哲学家奥伊泽尔曼晚年在《元哲学》一书中对于意识形态的孤立主义以及他所谓“马克思主义内在所固有的教条主义”的反省，也许有些不太友善、比较苛刻的读者会认为这种论断是作者在推卸自己对于自己曾经置身其中的那个已经消逝的年代该负起的责任，我却认为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哲学家在经历过大时代的厄运后经过深入反思得到的结论：“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和各式各样的哲学问题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哲学思想宝库是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多样性正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其巨大意义不可低估。”时代的悲剧和悖论无非是在于，在另一个时代甚至同时代作为哲学家工作之历史和理智前提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甚至同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却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为代价才能赢取的历史成就。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赵家璧之子，又出身于五十年代全国仅存的北大哲学系，名门和名校的背景铸就了赵教授身上那种深广的关怀和宏阔的情怀。这尤其见之于赵教授晚年的一系列介入性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这是赵教授和他当年在北大的几位同学合作编撰的一部集体回忆录，可谓一部时代的集体记忆。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乃至于陈修斋的“哲学无定论论”都是在那个扭曲的年代提出来的。在冯契先生所提出的世界性百家争鸣不但作为一种愿景而且相当程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情况下，这种奥伊泽尔曼式的回顾和反思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历史意义。

《故旧往事，欲说还休》是赵修义教授晚岁的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赵教授的绝笔。在去年念这部书过程中，我经常想起赵教授当年在北大的老师汪子嵩先生晚年几乎同题的那部回忆录，也会想起赵教授的同学、我以前在杭州大学时的老师和同事陈村富教授前些年刚出的那部《山坳里飞出的鹞鹰》。子嵩先生与冯契先生一样是从大时代过来的人，他作为西南联大时期陈康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参加革命运动，最终成为党内知识分子，晚年又专心回到他年轻时的本行希腊哲学研究。村富教授出身福建农家，一门五教授，在师从任华先生获得硕士学位后，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哲学译丛》编辑部工作，于七十年代转到杭州大学任教，最后协助汪子嵩先生完成《希腊哲学史》四卷本巨著，他的回忆录充满了强烈的与时代（无论大时代还是小时代）抗争的个人奋斗色彩。赵修义教授和他的老同学陈村富教授一样爱好尼采哲学，并且为此写过专论，但在我的感觉中，无论从人格形态、思考样态还是生活姿态而言，赵修义教授更像是一位介于他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也是大时代与小时代之间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