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路1号，一座随时代兴替的百年建筑，更是一个湮没于历史深处的值得玩味的城市符号——

“青岛俱乐部”的门里门外

在20世纪的前半叶，青岛俱乐部所在的中山路1号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城市符号，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替，也随着潮流的变化沉浮。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即使是忽略了细节，也足以编辑成为一本颠覆掉大部分时尚标准的教科书。

一个城市地标的出现

20世纪黎明时分，兴建青岛俱乐部的地段，是这个刚刚诞生的城市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地理节点。其位于人工栈桥与岸边林荫道相交处，由其作为先导的中山路从此向北展开，已逐渐成为青岛新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当时，这条街叫弗里德里希。有文件显示，该处早在1904年便被定为修建俱乐部的地址，6年后的1910年，德国职业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按照青年派风格，为预留地块设计了一座功能齐全的俱乐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青岛俱乐部由弗里德里希·里希特组织完成施工。

出现伊始，青岛俱乐部的城市地标意味就显露无遗。这个“有名之建筑物”的形成过程，1919年被哲学博士张武在《最近之青岛》概括为，“始以悬赏募集东亚内外建筑专门家之设计图案而建筑之”。彼时与青岛俱乐部一同被张武列为“青岛市中重要之建筑物”的，仅有总督公署、总督官舍和两座兵营。另外如警察署、港务局、邮便局、海军病院、山东铁道公司、山东矿山公司、德华银行、天主教堂、信号台及无线电信局等处，张武则以“概属有名之建筑焉”笼统描述，显现出重要性的些许差异。

1920年代拍摄的中山路一号北立面。

一个上下沉浮的符号

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尽管建筑师罗克格试图以与时俱进的青年派风格示人，但青岛俱乐部的整体面目，其实依然算得上循规蹈矩。阶梯式递进的南立面讲究尺度，坡顶与主立面凸出的巨大山墙交汇，形成了露天平台下面的宽大入口，由此通向俱乐部与海岸之间的一个花园。花园设有露天酒吧，一年中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尽情享受海景。

工程指导拉察罗维茨完成了青岛俱乐部的内部设计。一如德国人在家乡已经习惯的做法，设计者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里没有忘记留出一个存衣处。直到20世纪晚些时候，厅内那座蓝色的墙壁上镶有金铂的德意志帝国鹰徽始终没有被铲除掉。俱乐部的底层有一间游戏室、一个台球厅和一间有若干舒适座椅的阅览室，同时还有若干办公室。二层设有一个很大的餐厅，其东南两面各有不同规模的露台出挑。此外，当时的经理室和秘书住房也设在这里。俱乐部在地下室里还设有一个造型粗朴的酒窖、一个带配菜室的厨房、一个洗衣间、楼内设备及工具间、几个储藏室以及若干仆人用房。

关于俱乐部在当时青岛社交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在殖民地建立之后的六年中，竟没有人想到修一个俱乐部，一个几乎在每一片欧洲人开辟的新土地上大约都不会缺少的俱乐部。这篇报道分析说，俱乐部是英国人的发明，而住在青岛的这些德国人多数认为，同老酒友凑在一起泡上一个上午或晚上，已经足以代替俱乐部的作用。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青岛德国租借地1898年3月确认建立，报纸所写“之后的六年中”，是指1904年，而中山路1号青岛俱乐部建成的时间，是1911年10月。那么，至少有接近7年的时间，用以公共沟通的青岛俱乐部，是以租赁房屋的方式存在的。零星文献记录，青岛俱乐部至少临时租赁过两处不同的房屋，都距离后来的中山路1号这个理论上的“永久性”地址不远。

作为一个公开的精英社交场所，青岛俱乐部对租借地公共政策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包括商人、政府雇员、工程师、医生、传教士、公证员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俱乐部大部分成员，也并不以此为意见渠道。其真正的功能，似乎仅限于满足客居者对大量空闲时间的消遣。在一个陌生的东方新城，这份面对面的真实交流所能够产生的慰藉作用，是在家乡的人们不可想象的。

然而，《青岛时报》对俱乐部作用的议论刚刚过去一年，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对青岛的围困作战随之来临。这个尚散发着新建筑气息的俱乐部，对旧主人已失去意义。1914年11月9日下午，在为大约70名在战火中阵亡的德国士兵举行过葬礼之后，传教士卫礼贤整个晚上都在这个“气氛压抑”的俱乐部里度过。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德国俱乐部在被彻底改变命运前的最后文字记录。这个“气氛压抑”的晚上，成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经过了“早晨和总督以及恭亲王告别，上午援救战俘，下午送葬”的痛苦的一天之后，卫礼贤觉得，“这个结局没有任何崇高感”。夜里，他写下已不能持续了的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

沉浮之中，主则无能为力。据1919年三船写真馆《青岛守备步兵第四大队纪念写真帖》记载，德国人沉下去之后，青岛俱乐部成为浮出水面的日本守备军军事法庭的驻所。时间长度跨越了1915年至1921年的几乎整个日本殖民占领时期。其间，中山路的正式名称，由弗里德里希大街，被修改为静冈町。

新名字与新人群

1921年，在一些欧美侨民的建议下，日本守备军司令由比光卫准许中山路1号的俱乐部恢复功能。第二年华盛顿会议确定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随之完成的《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会议纪要》的《附与希望财产问题决定案》确认：“现租与国际俱乐部（静冈町一号）、高尔夫球俱乐部（旭町练兵场内）及网球俱乐部（旅顺町）用地及房屋，由胶澳商埠局监督，使其无偿经营。”

1922年12月青岛主权回归，透过中山路上飘扬的中国旗帜看出去，种族隔离的藩篱似已随风飘散。光鲜亮丽的时尚风潮，如同海风一般荡涤着中山路1号门前的梧桐树，一块崭新的中文路名铭牌下面，新思想的种子，散落进石板路的缝隙。

九年后，作为成员显然扩大了的新的俱乐部的一分子，德国人又回到了那里，得以重温过去的记忆。1923年6月3日出版的《汉诺威信使报》就这戏剧性一幕描述说：“在当年威廉皇帝海岸边上，青岛俱乐部的华丽建筑已有了国际俱乐部这个新的名字，其中德国人也作为平等成员被接纳。俱乐部保存得很好，如同其他从前德国的官方和非官方建筑都由日本人保存得完好一样。”但是，许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权威，心情，时代。这个时候，许多本地华人士绅成为国际俱乐部受尊敬的会员，如刘子山、傅炳昭、成兰圃、隋石卿等。这一族群构成的颠覆性转变，对青岛俱乐部而言，是历史性的突破。

“为中外市民公共需要”的新的青岛国际俱乐部，颁布了一份包括名称、成员、候选人、入会费和会员费、访客、缺席会员、惩罚条例、会员会议、服务员小费等内容在内的详细《章程》。这份规则，显示了在俱乐部制度设计与日常管理中的浓郁民主风气。

民主意识，体现在俱乐部制度设计的全过程。《章程》规定：任何在青岛社会地位良好的绅士均有资格成为本俱乐部会员。会员分为荣誉会员和正式会员。一些具有特殊社会身份或拥有特别荣誉的人，可以由总务委员会选为荣誉会员。荣誉会员虽然不具有选举权，但在俱乐部召开的常规及特别会议上，可表达陈述观点。

在俱乐部会员的产生上，俱乐部章程则体现出了程序正义。对俱乐部会员候选人的产生，《章程》规定：欲成为正式会员的候选人，须由一名正式会员提名推荐，并由另外一名正式会员二次推荐。候选人的姓名、阶层、职业、住址等信息将被列入正式会员候选人资料名单，然后由第一和第二推荐人签字，他们将对候选人资格负有责任。候选人姓名将于投票表决前在俱乐部内张贴公示一个月。投票将由选举委员会执行，这个委员会中含总务委员会十名成员及五位其他成员。须有不少于十名成员对候选人投赞成票，方可成为正式会员。如果有两人投反对票，候选人将被排除在外。

青岛国际俱乐部的所有正式会员，均需在当选后三周内缴清50美元的入会费。如果超出一周未缴纳，由选举产生的会员资格将被取消，除非该会员能够给委员会提供不遵循此条款的合理解释。任何会员在入会后12个月内因合理原因需离开的，可获得一半入会费的返还。正式会员每月须提前缴纳会员费七美元。正式会员候选人也需要按月缴纳会费，这些会员费将被列为俱乐部收益。有意思的是，俱乐部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其任何一名离开青岛的正式会员，通过支付25美元，均可被授权终生列入缺席会员名单。缺席会员若短期逗留青岛不必每月交纳会费，除非造访时间超过十天。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与中山路1号发生关联的各类人物名单里，不乏前清军机大臣吴郁生和胶澳督办赵琪这样的台面角色，也不乏野心勃勃的政治与财富新贵。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俱乐部都继续着秩序、体面、温情和奢华。和以前明显不同的是，出入这里的成员中间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满面春风的中国人，有成功的本地商人，有清王朝的流亡贵族和前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也包括有山东大学教授洪深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据说，富足的洪深，曾在这里的二层餐厅宴请过电影皇后胡蝶。而另外的娱乐新闻，则还包括知名女星李丽华在这里所引起的交通堵塞。

纷乱中的绮丽光景

在旅行者倪锡英看来，1930年代的青岛都市地理，以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为提纲挈领者，而“中山路全线，又可分为南北中三个段落：南段是欧西的商店区，那里靠近海滨，多设咖啡馆、酒排间及各种俱乐部，专供去青岛避暑的外国水兵们取乐。中段完全是中国商店区，银行、钱庄、百货公司等，都开设在那里，市面最为繁盛。北段却全是日本人开设的商店，以玩具店及百货铺为多。”倪锡英的这一判断，被记录在193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旅游手册《青岛》中。

1933年青岛社会局的一份统计显示，全市俱乐部总计11家，设置在中山路周边的有3家。中国旅行社两年后印刷的一本《青岛导游》，则将中山路1号记录为万国俱乐部。这一时期，这个国际俱乐部的符号性有增无减。音乐、啤酒、博彩、聚餐、舞步，以及各种扑朔迷离的花边新闻，始终是环绕着这栋交际乐园的关键词。西装革履和绫罗绸缎在这里构成的视觉错位，大腹便便和婀娜多姿在这里渲染的歌舞升平，老谋深算和意气风发在这里编织的权势更替，印证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畸形时代无须掩饰的喧哗。

除了中山路的万国俱乐部外，同一时期青岛市政当局也设置有一个青岛俱乐部，地址在文登路4号，以方便夏日川流不息的政府接待，并借此调解一些棘手的社会经济事务。1934年9月13日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长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录的“晚胡秀松、雷法章宴蔡鹤卿夫妇青岛俱乐部”，便是一例。吃饭的几个人，请客的胡秀松即青岛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雷法章时任青岛市教育局长，主宾为蔡元培和夫人周峻。

同期青岛另外的一些俱乐部，还有浙江路青年会联青社俱乐部、济南路物产俱乐部、中山路78号岭南俱乐部、武定路31号胶海关俱乐部等。这些俱乐部服务对象不同，职能、内容和氛围也就不尽相同。

1930年代，青岛国际俱乐部参与到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之中，成为城市公共事务的沟通平台，见证了危急时刻的肝胆相照与世态炎凉。1932年1月12日，因为一篇朝鲜人刺杀日本天皇的报道，青岛日侨发生暴动，焚烧了前海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中山路《民国日报》社办公室，局面陷入紧张混乱之中。当天晚上，在青岛的欧美侨民遂在国际俱乐部紧急开会，讨论预防办法。而同一时间，夜色中栈桥和中山路的街面上已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凛凛寒风中，一丁点响声，都会引发一片惊慌。

毋庸置疑，青岛国际俱乐部的大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

1934年的青岛之夏，一如既往的熙熙攘攘。9月1日出版的《新社会》杂志刊登《青岛海滨拾零》调侃说：“今年夏天较往年特别的热，据说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亏我苦心设法到青岛来，却又刚碰着一场热闹，宋子文呀，颜惠庆呀，顾维钧呀，王正廷呀，刘瑞恒呀，各要人纷至沓来，害得我渺乎小民避暑不成，倒成为趁热闹了，冤哉冤哉。”在大人物频繁出入中山路国际俱乐部、迎宾馆和文登路青岛俱乐部的同时，萧红和萧军、艾芜、孟超、臧克家、吴伯箫、梅林、李同愈、端木蕻良这样一些贫穷的年轻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山路俱乐部的开阔花园里，喝上一杯咖啡。这个夏天，在臧克家愤慨“脂粉的香气散满了庭院”的时候，梅林和萧红、萧军徜徉在栈桥，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浴场的蓝色大海里。

而对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日子也不长久。1934年12月初危险逼近，某夜《青岛晨报》投资人孙乐文把萧军约至俱乐部门外，嘱其早些离开。于是，秋风苦雨中，两萧逃离了青岛。

风和日丽的光景，经不起任何磕碰。对城市肌理如是，对城市桥头堡上“温文尔雅”的俱乐部，更是如此。

萧军和萧红离开青岛两年半后，东北青年端木蕻良到达青岛。这一天是1937年7月8日。而7月9日的青岛之夜，同样危机四伏。端木蕻良记述说，他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在跑。三秒钟工夫，电灯复原，街上又照常了。他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中山路国际俱乐部门口的混乱一夜，成了端木蕻良青岛记忆的分水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青岛守军弃城，1938年1月日军再次占领青岛。一时间，中山路1号青岛国际俱乐部门前各种光怪陆离的闹剧不断上演，令人无所适从。太平洋战争期间，这座楼房的歌舞升平再次被打破，建筑被直接赋予了军事使命，直到战争结束。1940年代的前5年，伴随着前海潮起潮落，中山路1号窗口透露出的灯光，幽暗、阴森、缥渺，寒气逼人。

时间轴上的起伏跌宕

抗战胜利后，在经过短暂的美国红十字会俱乐部借用后，青岛国际俱乐部在中山路原址恢复，并很快成为公共交往的重要场所。山海重光的太阳底下，与前海鸥鸟随风齐舞的衣冠楚楚者，一洗昔日颓废之色，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知识分子的重返故地，成为本地报纸的热门新闻。1947年10月26日正午，山东大学旅青同学会假国际俱乐部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并聚餐，是日秋阳赠暖，出席者甚为踊跃。1933年进入山大学习机械工程的浙江嘉兴人陈自忠，成为现场迎来送往的活跃人物。

山东大学旅青同学会的是次聚会，计到名誉会员赵太侔、刘次箫、杨季璠、周钟岐、童第周、丁山、王贯三等十余人，会员四十余人。济济一堂，融融洩洩，中午一点宣布开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总干事陈自忠以主席身份报告开会意义及一年来工作概况，旋请山大校长赵太侔、训导长刘次箫、教务长杨季璠、会计长皮达吾及周总务长、丁山教授等先后致辞，继即讨论会务，修改会章。除同学会改称校友会外，余皆一仍旧贯。最后进入改选环节，选出张佩甫、张希周、王华文、牛星垣、陈自忠、佟元俊、祝楣高、哲生、王济诚九人为理事，张怀新、孙凤英、严曙明三人为候补理事，刘次箫、丁山、周钟岐三人为监事，皮达吾为候补监事，三时餐毕散会。1947年的深秋，中山路国际俱乐部里林林总总的这些知识分子喜形于色，并不知道大时代的变局已近在咫尺。

重新摆上台面的中山路国际俱乐部，给战后青岛经济社会的全面“复兴”提供了讨价还价的平台。鉴于旷日持久的抗战给国内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和破坏，1946年5月出任经济部长的王云五，竭力推行以官营为重心向民族工商业转变的施政方针，向行政院提议在多地设立工商辅导处，以指导与扶助民营工矿电商事业为职志。1948年3月21日正午，青岛商会全体理监事与工业协会及所属行业公会各头面人物群体出动，在国际俱乐部设宴招待天津工商辅导处专员郝瑞亭。宴会前两天，青岛商会向各个行业公会专门发出通知，希望将本地“工商业困难问题”拿到餐桌上“商讨”。不过，商会在宴会通知中一并说明，被宴请出席宴会的本地工商界人士，当天每人25万元的饭钱，需要自付。一顿饭吃下来，郝瑞亭心满意足，返回后随即电报经济部长，请准将青岛用煤交由天津燃管会统筹，同时筹备设置工商辅导处青岛办事处。

1948年6月22日，姗姗来迟的青岛工业会在中山路1号国际俱乐部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尹致中当选理事长，于普天、范澄川、杨子南、张明庭、周志俊、王绍文当选常务理事。瞬息万变的时局下，这份本地工业领袖在夏日前海的集体亮相，精气神已今非昔比。

在恢复后的国际俱乐部，诸如山东大学同学会、青岛商会、青岛工业会组织的各种聚会、聚餐屡见不鲜，直到战争的威胁再度迫在眉睫。一个在青岛采访的美国记者描述：“在青岛，你所到之处都可看见生存斗争的剧烈。人死在水沟里连饿狗都不理睬。”而许多人对城市责任的麻木，却让他困惑不已：“那些年青商人在国际俱乐部赌二十一点，每点美钞两元计，对防御城市毫不出力。”

1949年2月7日，多次出入青岛国际俱乐部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乘飞机抵达沧口机场。这是他对青岛的最后一次访问。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司徒雷登在中国的使命也即将结束。时正草木零落，街面上凌乱的鞭炮声，如同一场四处张扬的葬礼。在一株迎春花的衬托下，1949年早春乍暖还寒的萧瑟，构成了青岛国际俱乐部在旧制度轨道里的最后遗像。几个月后，细雨霏霏，物是人非。

1950年，被新政权解散的国际俱乐部由中苏友好馆取代，有关苏联文化和艺术的高亢符号开始蔓延在整个建筑的所有空间。1951年1月开始担任青岛市民政局长的陈自忠，有机会多次出现在这里。而这个时候，中山路1号的里面与外面，刘子山、傅炳昭、刘次箫、尹致中等都已不见人影。中苏交恶后，一个大众化的科技馆又取代了暖色的中苏友好馆，使这里成为当地普通民众科学和思想的集体加油站。对很多人来说，在那里看电影的记忆，都是愉快的享受。

进入新世纪之后，时间已经不是过去的时间了，时尚也已不是昨天的时尚。但中山路1号曾经的浪漫和温情，却依然弥漫在这个百年建筑的里里外外，不曾腐朽。（李明）

责任编辑：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