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东丽区非遗项目“民间传统插花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李雪蕾，十余年前从海外留学归来，她在服装设计与传统花艺的十字路口，最终选择追随内心的声音，拜入名师门下，成为津门传统插花技艺的传播者。她把天津人寻常日子里的花意，一点点融入自己的生活，也融入许多普通人的日子。

　　纫制华裳到拈花寄情

　　记者：您如何与插花结缘的？

　　李雪蕾：我中学时在天津美术高中读书，后来出国留学，学的服装设计。2008年回国，在河西梅江开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当时淘宝发展得快，对线下服装店的冲击特别大。我就想着，能不能学点别的东西，给店里增加一些附加值。店里做的是新中式风格的服饰，跟传统文化天然有关系，所以我就开始接触茶道、香道、花道。初衷很简单，就是给会员做活动，让大家有个由头来店里坐坐。

　　可能因为我有美术底子，在色彩搭配、构图、器皿结合这几方面，插花对我来说特别顺手。中式插花跟西式还不太一样，西式插花像油画，是色块的艺术。只要有美术基础，花材配好了，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出效果。但中式插花不一样，拿几片叶子、几朵花，如果没有章法、没有审美、没有文化支撑，它就是散的、乱的，出不来那个味儿。

　　中式插花可挖掘的东西太多了：文化背景、瓷器，还有我们特有的“撒”固定技法，它的可持续性、可发展性太强了。所以，我一头钻进了中式插花。就这样，我从为了开店的营业额变成了为了精进自己的花艺，越学越深，参加全国的展，去世界各地交流。慢慢地，服装变成了副业，插花变成了主业。

　　记者：您后来拜了张超老师为师，他是“撒”技法的重要推动者。这段师徒缘分对您的技艺传承有什么影响？

　　李雪蕾：我师傅师从王莲英大师，王莲英大师是中国插花界的泰斗之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脉往上数，第一代其实是天津人。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北方学插花，总觉得特别得心应手，因为文化是相通的。

　　我师傅这个人，做事特别“轴”，认准了一件事就往深处钻。他把“撒”从故纸堆里捞出来，变成了中式插花的核心技艺。“撒”就是用植物的枝条，通过榫卯结构，在瓶、碗、缸、筒里面做一个支架，固定花材。这样做不仅环保，而且技艺中蕴含中国智慧。但在早期，包括很多大师在内，做中式插花都用花泥，因为方便、省事。

　　我师傅但凡出席活动、参加比赛，都坚持用“撒”。就这样，他带着我们这个团队，一坚持就是将近二十年。全国所有中式插花的正式比赛都会用“撒”，这个变化，十几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我为什么能拜师？可能因为我有点语言优势。那时候我跟着师傅出国交流，去马来西亚、泰国，我能帮着翻译。再加上我也是学美术出身，自己比较努力，顺理成章成了他第四个徒弟。前面三个都是南方人，他说：“老四是个北方人，挺好。”拜师以后，学的东西就更为核心了。天津离北京近，师傅那边只要有活动、有展览，我随叫随到。这些年，我们团队每年都出一本书，把“撒”上的新技巧汇总分享。

　　记者：从天津走出去，又回到天津。这座城市在您的人生选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雪蕾：天津娃娃在哪儿都会想家。我在加拿大待了快十年，那儿中国人不少，但天津人少。巧的是，我先生也是天津人。说实在的，天津人恋家，这是骨子里的。我是独生女，当时家里出了变故，我要回来照顾我的母亲。所以没有任何犹豫，回国，回天津。现在就是一边照顾妈妈，一边靠着插花有点事干，生活挺踏实。长远来看，我的孩子现在在国外上学，孩子做课题报告时，已经会拿中国的插花、茶道去展示了。这门技艺还能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这不就是最好的传承吗？

　　记者：传统插花分为宫廷、文人、寺观、民间四大流派。您传承的民间插花，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难点又在哪里？

　　李雪蕾：最大的特色就是接地气。文人插花局限在书房、茶席，宫廷插花更是小众。民间插花有一个核心理念，逢花必有义，必吉祥。过年我们买水仙、买蝴蝶兰，好看的背后，是对新年的期盼，是对“圆满”“富贵”的向往。民间插花应时应季应景，信手拈来。春天插桃花、迎春，夏天插荷花、石榴，秋天插菊、枫，冬天插蜡梅、水仙。不求反季节，不刻意造作，它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也是中国插花和日本花道最大的区别。日本花道讲“侘寂”，喜欢在花开花落里体悟生命的无常。但中式插花不一样，我们一定是积极的、向上的、吉利的。同样是东方文化，根上的气质却截然不同。哪怕插一枝残荷，也是为了表达“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诗意。

　　记者：您以获奖作品为例，讲讲传统插花从构思到完成的具体步骤？

　　李雪蕾：就拿我的金奖作品《松鹤延年》说吧。首先，选容器。我用了一个民国时期的青花帽筒。帽筒是什么？过去官家放礼帽的。天津在民国时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城市，帽筒就是那个时代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表达的是，民间插花不是高高在上的，它与生活息息相关。

　　然后，定主题、选花材。“松”我用的是五针松，挺拔有骨气；“鹤”用的是鹤望兰，花形特别像仙鹤的头和冠。花材选定了，主题就立住了。之后，确定固定方式。这么大的帽筒，不能用花泥。我选了一个“井字撒”，用三点支撑法，把“撒”稳稳地卡在筒口。最后，修剪、插制。

　　先有创意，再选容器，再选花材，最后用“撒”固定成型。整个过程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看起来像自然长出来的，其实每一步都经过了人的精心设计。这里面最见功夫的就是“撒”。不同的容器、不同的花材、不同的造型，要用不同样式的“撒”，井字撒、十字撒、三角撒、拱形撒等，最基础的几十种，但千变万化。每一个“撒”都是一个微型的榫卯结构，不需要任何胶水、钉子、花泥，纯靠植物枝条本身的张力固定。

　　一花一叶见生活

　　记者：以天津的气候和节气为例，请您讲讲花材与花器的搭配和寓意？

　　李雪蕾：咱天津春天的节奏是这样的：先农大院第一枝玉兰开了，天津的春天来了；玉兰快败的时候，海棠节来了，满街都是粉白色的花瓣；海棠快谢的时候，水上公园的牡丹园开了，芍药也跟着来了。我们把这些花连起来读一读：玉兰、海棠、牡丹，玉堂富贵。这就是民间插花最经典的春季搭配，大家看着就高兴。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插花著作中，明代形成了以“瓶花”命名的插花专著传统，比如《瓶花三说》《瓶花谱》《瓶史》，书名都带着“瓶花”二字。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用瓶子？因为“瓶”谐音“平”，图个平安。瓶里插牡丹，寓意“富贵平安”；插月季，寓意“四季平安”。再说容器，筒花在民间也很常见，比如竹筒。梅兰竹菊里，竹子是君子的象征。还有碗花，过去老百姓吃饭的碗，也可以拿来插花。我们传承的不是文物，是生活方式。

　　记者：您在传播和推广这项非遗技艺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李雪蕾：我们不只在教室里授课，而是让插花走进不同的人群和场景。我们在天津青年宫开设了系统课程，当时做的是青年社团，利用中午或晚上一小时，用碎片化时间学一门技艺。后来全国兴起青年夜校，我们其实早几年就已起步。目前青年宫一周七个班次，每班十人左右，加上周末和晚课，周均覆盖百人次。

　　我们与天津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合作。在天津博物馆，结合馆藏做主题插花，比如在清代花鸟画展期间，请策展人讲解画作，再带观众用画中的花材进行插制；瓷器馆则围绕缠枝莲、青瓷纹样来设计。我们定期走进社区，为老年人做公益插花。我们也会去阿里甘教堂开展活动，在教堂里做中式插花，中西合璧，反而格外契合天津包容、混搭的城市气质。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被传统插花吸引？

　　李雪蕾：吸引力其实来自两方面：一是疗愈，二是成就感。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每天对着电脑、手机，特别需要一些能让自己静下来、慢下来的事情。插花面对的是鲜活的生命，修剪枝叶、调整姿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放松。另外，中式插花不像西式那样随便一插就好看，它需要构图、留白、思考。当你花了心思，终于完成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那种“我真行”的感觉特别强烈。

　　我在青年宫的系统课做了五年，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第一期有四个学员，到现在还坚持在上课。您说她们是没学会吗？不是，是习惯了。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互相认识了四五年，这个班已经成了一个花友会，大家不只是来学花，更是来见人、来放松、来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时间。传统插花吸引年轻人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份社交归属、一个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记者：在您看来，天津这座城市的性格和插花艺术之间，有什么共鸣？

　　李雪蕾：天津这座城市非常包容。我去石家大院，看见一个特别大的石雕花篮，半人多高，非常精美。我一问才得知，竟然是烟筒，是过去大户人家烧暖气的出烟口。您说，连烟筒都做成一个大花篮，天津人对花得有多上心？

　　杨柳青年画里，很多都有花的元素，玉堂富贵就是年画最经典的题材之一。剪纸也是，天津的剪纸讲究逢花必有义。花的寓意、花的吉祥、花的审美，早就刻在了天津人的生活里。

　　所以我在创作中，会大胆地用一些“外来”的花材。康乃馨虽然是外来的，但它寓意健康；郁金香来自欧洲，但春天插几枝在青花瓷瓶里，也很好看。就像天津这座城市一样，不拒绝、不排斥，把好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和期待？

　　李雪蕾：我想把天津本地的民俗文化，更多地转化到我的插花作品里。我会研究杨柳青年画的配色、石家大院的砖雕纹样、剪纸的吉祥寓意，把它们转化成插花创作的养分。年画里有“莲年有鱼”，我能不能用荷花和鱼做主题？剪纸里有“喜上眉梢”，我能不能用梅花和喜鹊做主题？这些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互通的，因为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咱老百姓最朴实的念想。

　　非遗传承不一定非得是大师带徒弟，也可以是三五好友，一星期见一面，插插花、说说话、高高兴兴的。传统插花，它不是展柜里的古董，它是咱天津人日子里的那一点“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