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我陪母亲去镇上录指纹。

走进民政办公室，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在桌前忙碌着，身边有好几位年迈的老人。那姑娘对着身份证叫人名，嘱咐身旁的老人怎样按指印，再将这些印记保存进桌前的电脑中。

跟母亲一样，老人们大都风烛残年。可老人们心里亮堂着。政府给自己办好事，心思真细，怕旁人领走了，要记下指印，好给他们发放养老钱。

一位拄着拐棍的驼背老人，指纹太浅太淡了，按了好多次才算勉强过关。原来人的指纹是不一样的，有的像螺母上的纹路，一环一环，丝丝相扣，有的则模糊不清，好似毛玻璃，看不出印痕来。

我下意识拉起母亲的手看看，这只手单薄、枯瘦，好似干柴，上面的伤痕重重叠叠。母亲不至于留不下指纹吧，我在心里嘀咕。

前面的老人录完后，我扶着母亲来到桌前。在那姑娘的吩咐下，母亲将手指对着机子小心翼翼按上去，眼里漾出一份难得的惊奇与喜悦。不料，姑娘看看屏幕说：“大娘，您的指纹太浅了，跟没有一个样，还不如刚才那老大爷的。”母亲一怔，随即说：“不会吧，姑娘，是我没用劲，让我再来一次……”母亲以为刚才摁轻了，力道不足，这次指尖铆足了劲，好像摁个油塞子，重重地压下去。姑娘望一眼电脑，连连摇头。

母亲一脸惶惑，将手指拿到眼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在衣襟上使着劲来回地蹭，又拿起桌边的抹布擦一擦，口中急切地嘀咕着：“咋会没有？咋会没有嘛，我再试试，不信印不上……”这一次母亲神情格外庄重，她慢慢地举起右手，将手指直直地竖在眼前，仔细瞅了瞅，觉得没啥问题，才牢牢地贴上去，死死摁着，摁着，久久不肯放松，仿佛摁一枚粗大的铁钉，眼睛紧紧盯着姑娘的脸：“快看看，这回咋样呀？”还是不成。

姑娘也觉得意外，抓起母亲的手指仔细端详，揉一揉，捏一捏，再按向机器。仍是模糊不清。见母亲满脸惊慌，姑娘安慰说：“您老别急，咱换个指头吧。”“怪事，真是怪事，指纹哪里去了？”母亲叹口气，无奈地收回拇指，伸出食指来，在抹布上蹭干净了，再试探着摁机子。可能心里紧张害怕，母亲手指有些哆嗦，站着也不大稳当，我赶忙扶住她。“还是看不清，指印哪去了，不会丢了吧。”姑娘有些泄气。母亲这回真是又慌又急，脸色都变了，失声道：“指纹没了……往后咋领养老金……换……换个手行不？”母亲迫不及待伸出另一只手递到姑娘面前。

就这样，母亲把十根手指都试遍了，也没有姑娘满意的指纹。实在没办法，姑娘挑来拣去，勉强选出个稍有点模样的指印录了下来。

母亲的指纹哪里去了呢？

我不禁想起小的时候，老屋门前一张干净的石桌旁，如花的晚霞绚烂地照着，母亲抱着我“罗面面，打罐罐”，抓起我圆嘟嘟胖乎乎的小手，在自己脸上贴着、嘴上吻着。母亲又一个一个掰开我的手指，喜眉笑眼地瞧着，像欣赏一幅漂亮的图画：“这个是‘蒲篮’，这个是‘簸箕’，这又是个‘簸箕’……一个、两个……总共九个‘蒲篮’，一个‘簸箕’……‘簸箕’往出播，‘蒲篮’往回收……嘿呀，我儿子，好福气哩……”那时候，母亲落满霞光的手多白净，多绵软，多温暖，一道一道的手纹，好似绽放的菊花，一圈一圈指纹，好似散开的道道涟漪……

母亲的指纹哪里去了呢？

回家的路上，母亲闷闷不乐，时不时地抬手看。母亲在为指纹的事忧心呢。路上落着薄雪，有点滑，我拉起母亲的手，小心往前挪着步子。母亲缩在我掌心里的手又冰又凉，让人想到深冬里刚出窖的萝卜，粗剌剌的，硬邦邦的，撒着瘢痕，露着伤疤，硌得人好难受。握在我手心的哪里是手指，简直是树皮皴裂的松树枝，让人不忍心多瞧。母亲真的老了，腰背驼得厉害，塌陷的山头一般，身子单薄瘦小，仿佛蜷缩在枝头的斑驳的树叶，随时能给一阵风吹走。

母亲的指纹到底哪里去了呢？

蓦然间，我明白了，母亲的指纹多像一张网，一张用爱的丝线织就的神秘的大网，不管我走多远，飞多高，都被她牢牢罩着，护着，牵扯着。我永远也逃不脱她温暖的“羁绊”。母亲的指纹有其神圣的归宿，那一道道象征生命印记的指纹，裹挟着岁月的风霜，烙在了镰刀锄把上，流进了河边的溪水里，缝进了儿女的衣衫中，揉进了长长的面条里，印在了纤尘不染的书架上，装进了我一次次离家外出的鼓鼓囊囊的背包中……

回望来时的路，此生凡是我经过的地方，到处印着母亲深深的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