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最近追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有点欲罢不能。我想，一部传统印象中的“主旋律”作品，能有这番魔力，归根结底，还是得靠剧作本身的文学性。

1937年，奉命奔赴上海淞沪会战战场的少将旅长张云魁，一出场就是当下屏幕上较为少见的“儒将”形象。剧中交代他“师参谋长出身”，所以在后面的剧情中，我们能通过他整肃军纪、部署战术，乃至对麾下参差不齐的士兵的战前动员中，窥见其抱负和谋略。而在第一集的“战前辞别”中，编导只用了一场戏、几句词，就勾勒出一个书香满溢、父慈子孝、夫妻和美的传统家庭——那是张云魁儒雅气质的源头。

在这场叙事效率很高的戏里，台词里藏着饶有意味的文化暗码。父亲张汝贤的教诲，意外地从颜鲁公的书法切入，点出“气”比“才”重要，进而——“能无惧而已矣”。“无惧”的是什么？父子俩心领神会，那就是一个死字。三言两语之间，张云魁的儒将气质就加上了一块更重的砝码——死士。

这位死士，并不是以往刻板印象中粗粝勇猛的一介武夫，而是离家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倔强背影，是泡在战壕污水中吟诵的那一曲荒腔走板的《水调歌头》；是柳镇巷战中身先士卒拼到最后一枚手榴弹的军人，也是剧中如回旋曲般反复出现的“云魁主题变奏”：“军装是我的棺材……云魁不怕死，但不可贻误战机。若云魁死而上海在，则心愿了矣……我死，则国生……死国者，不分贵贱。”

一心赴死的张云魁在柳镇一战中绝处逢生，却背上了“逃跑将军”的锅，只能孤独地走上一条“报国无门却四处找门”的求战之路，此为前方战争线；另一方面，云魁的家人流落到上海，在苦难生活里“扒拉出一片天”，此为后方和平线。

编导的野心，并不止于在表层搭起“战争与和平”的框架。隐伏于情节线背后的更为厚重的思辨之光，始终若隐若现，使得整部戏比一般的剧作凸显出更鲜明的文学性。比如，从第一集开启的“生死观”之争，其实一直延续到了最后。

第二集，白家宅一役，被抓壮丁的孟万福亲眼见证战场的腥风血雨。大敌当前，究竟是走是留，孟万福提出了一个小人物的质疑：“我‘贱’出全民还不行吗？你们是龙，我就是条虫，你们吃肉的时候也没分给我啊！”

面对如此朴素而实用的生存哲学，张云魁的舍生取义的士大夫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只能用血肉之躯来回应，让命运的车轮从自己身上碾过：

“今天谁走都行就你不行，你要留在这里，看着我，看看我们是怎么死的。”

在本剧前半程，观众眼里的张云魁，就像一个被死死压到底的刚硬的弹簧，一边寻求申冤一边继续抗日。在这些戏份中，主演王阳奉献了他从影生涯里最困难、最内敛也最准确的表演——台词不多而字字沥血，每一道眼神，每一滴眼泪的落点，都准确地控制在巨大的弹性势能被压抑与释放的瞬间，在收放之间寻找表达的可能。毕竟，对于一个真正的死士而言，要接受自己的名节已经成了他人推卸责任甚至加官进爵的青云梯，远比死亡本身，更难以忍受。

第九集，南京城破，申冤无门的张云魁反而亲历南京城的沦陷。他领着伤兵和难民逃往挹江门，为了拯救压在废墟中的母亲和孩子耽误了时间，没赶上最后一班船，只能跟战友一起抱着一辆废弃的马桶车，在长江上整夜漂流。一路上，尸体越漂越多，活人越漂越少，云魁苍凉而走调的《满江红》穿透茫茫夜空。第二天，漂到岸上的张云魁面对的是满目疮痍，是战友被饥饿的狗啃食的尸体，是自己不得不脱下尸体的衣服御寒的窘境。一连串高难度形体表演和最后一声孤独的嘶吼，传达的是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将的悲愤与绝望。既然死士没死成，他就必须找到新的活法。这是一道即将反弹的人物弧光必须建构的关键点：唯有坚决破茧，才能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