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藏在市井烟火中的革命星火

焕然一新的祠堂街老建筑。

祠堂街上的历史建筑标识牌，通过二维码可了解建筑背后的故事。图据新华社

祠堂街的一砖一瓦里有许多故事可说。

祠堂街的老建筑中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

祠堂街的老建筑中蕴含着浓浓的文化范儿。 图据新华社

百年老街变时尚文化街区。 图据新华社

何民 梦溪 /文

在成都市青羊区，毗邻人民公园东侧静卧着一条长约300米的短街，它东接西御街，西连少城路，名为祠堂街。清康熙年间，驻防成都的八旗官兵在这条街上为总督年羹尧修建“生祠”，祠堂街由此得名。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祠堂街103号（今38号）设立代派处。从老街小楼传向全川，革命星火在市井烟火的掩映中默默燃烧、发光发热。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以深化廉洁教育强化不想腐，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升廉洁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塑造清正廉洁的思想品格、廉洁奉公的政德修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清廉蓉城建设的部署要求，不断擦亮公园城市“濯缨锦江、清流万里”的清朗底色，本报联合成都市纪委监委，持续推出“天下成都·濯锦”廉洁文化副刊，立足成都本土，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廉洁基因，力求以文化人、以廉润心。今日推出第二十九期。

地下中枢：持续九年的艰苦斗争

当历史的巨轮驶入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成都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会聚了从全国各地涌入的文化精英和流亡民众。在此背景下，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中共四川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在成都设立《新华日报》代派处，主要分销《新华日报》。随着发行量的增长，成都代派处逐渐发展为分销处、川西北总分销处、营业分馆（处）。同时在彭县、邛崃、新津等10多个县设立推销站，发行量从最初的几十份增长至最高的1.2万份，建立了党组织重要的舆论阵地，宣传党团结抗战的主张。

彼时，《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不仅仅是报刊发行机构，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及川西北地区地下活动的中枢，肩负着许多极端危险的重要使命——公开发行《新华日报》，使党的声音能突破封锁，传遍大后方；建立“读者俱乐部”，以读书会等形式团结、教育进步青年；作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成都的半公开联络点和物资中转站，将军需物资和进步青年秘密护送到延安；作为中共地下党各级组织的秘密接头点和会议场所。

然而，在这条“革命街”上，斗争异常残酷。分馆工作人员经常受到国民党威胁，报童遭到殴打，甚至营业部被查封，报纸被纵火焚烧，负责人被秘密逮捕……面对复杂且危险的局势，成都分馆在党的领导下，以无畏的勇气与敌人进行斗争，被破坏的联络点经历过一次又一次重建，让“红色声音”始终能在成都乃至四川传播。从1938年建立到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封闭，成都分馆在险恶环境中坚持战斗了9年，成为当时人们心中一盏耀眼的明灯。

如今，每当步入祠堂街，不难找到位于38号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旧址，那栋三层小楼经历近百年的岁月洗礼，依然显得熠熠生辉，仿佛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革命先辈们当年的斗争故事。

时空蝶变：孕育红色文化中心

在那个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像一块强大的吸铁石，吸引汇聚了无数爱国进步力量，短短300米的街道，云集了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东方书店等上百家进步书店、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据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先生《成都街巷志》记载，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多年间，成都全市新增的247家书刊店铺中，有183家集中在祠堂街，其密度与影响力可见一斑。

彼时的祠堂街，终日弥漫着纸墨的清香与思想的激荡。书店普遍采取开架售书，巴金的《家》《春》《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成为大后方青年争相阅读的精神食粮，只为探求救国真理。时有《锦城旧事竹枝词》生动描绘了盛况：“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店堂。开架任君随意取，一卷忘饥坐中央。”每逢周末，祠堂街更是人流如织，许多战斗在地下隐秘战线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趁此机会在读者中传播进步思想，借着书香把红色的革命种子悄然播撒。

当时的祠堂街成了红色文化和进步思想的聚集地，地下党员车耀先主持的《大声》周刊、胡绩伟等主编的《星芒》周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物《笔阵》、成都学联的《战时学生旬刊》等均在此编辑发行。其中，李劼人主理的《笔阵》曾以诗歌呐喊：“四万万人的仇恨，海一样深！”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激励了无数青年。作家安旗等人就是在此受到感召，创办《挥戈》文艺月刊，并前往延安，祠堂街也因此赢得了“新文化一条街”的美誉。

车耀先与“努力餐”

烈士车耀先的革命实践，深深扎根于祠堂街。1929年，入党后的车耀先在成都创办了“努力餐”餐馆，后迁至祠堂街。店名取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地区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联络站。在这里，车耀先以餐馆老板的公开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编辑发行的《大声》周刊，成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嘹亮号角。这里更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传递信息、商议要事的据点，吴玉章、邓颖超、罗世文等人都曾在此开展过革命活动。

“努力餐”逐渐成为祠堂街上的重要地标，营收也多了起来。车耀先将经营所得的绝大部分利润用于支持党的活动、资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维持刊物发行，他还在餐馆墙壁上亲撰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几！”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炮制成都“抢米事件”，借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车耀先也因此被捕，并在数年后被杀害于重庆松林坡。在车耀先就义后，其妻继续打理“努力餐”，直至去世。今天，“努力餐”成为成都唯一一家属于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的餐馆，也是成都市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弘扬传承红色精神。

聚丹青之力以救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悲鸿、傅抱石、刘开渠、吴作人、关山月等大批艺术家纷纷来到成都，当时位于祠堂街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的四川美术协会就成了众多艺术家的战斗阵地。从1942年起，徐悲鸿画展、傅抱石画展等多场高水平的展览以及文艺座谈会先后在此举行，引发巨大轰动。这些展览成为筹措抗战经费的重要途径，画家们纷纷捐出作品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援前线、慰劳将士、救助难民。

1944年，雕塑家刘开渠在创作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时，因战时通货膨胀，经费告罄，工程面临停工，他典当了所有值钱物品，依然难以完成。关键时刻，四川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国画家、教育家张采芹伸出援手，不仅四处奔走呼吁政府拨款，更一次次地拿出自己的积蓄进行资助，以确保这座凝聚民族精神的纪念碑得以完成。

（本文得到了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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