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鲍家树

　　陈宏谋（1696-1771年），清朝中期名臣。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地方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官至巡抚、总督，晚年入京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授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一生为官四十余载，历宦十余省，所至之处必究心民情，兴利除弊。

　　陈宏谋是正统的理学名儒，他恪守程朱义理，极其推崇“四书”，强调“克治身心”，同时又力倡“实学”并付诸实践，主张“知必真知，行必真行”，将学问与事功紧密结合，痛斥空谈性命、无裨实用的学风，尤在兴修水利等方面上政绩卓然，《皇朝经世文编》中收录其水利奏疏最多，可见其经世之志。

　　在文字狱频兴的雍乾之际，不少士大夫为避祸自保，只知埋首书卷而怯谈时政。对此，陈宏谋极为不屑，对于读书的功用，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自世之言学者不一其途，或寻章摘句，雕琢词华，无益身心；或穷高务博，驰骋古今，罔切伦物；即有侈谈性命，以讲理为学者，又多拾沈空虚，濡足迂腐，连篇累牍，求一言之有用于世而不可得。”“每见读书之人，与未读书者无以异；读书之后，与未读书时无以异，竟似人不为科第，则无取乎读书，读书已得科第，则此书可以无用矣。居尝窥见及此，耿耿于怀。”

　　对于读书人不钻研义理、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学风，陈宏谋深感厌恶。他告诫说：“读书作文以得官，亦制科取人本义。惟得官之后，顿负所学，甚至学时所见以为不可行者，后亦悍然为之而不顾；科举之文，竟如敲门之瓦，此孟子所谓得人爵而弃天爵，终亦必亡者也。”陈宏谋既反对束书不读，也反对学而不用，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是穷理，穷理的目的则是为了致用。

　　陈宏谋不赞成王阳明的“专提良知”，主张明体达用、学兼知行，他认为“专提良知，未免偏于知而略于行，重知而轻行”，如果社会肆意“专提良知”，发展下去，将使天下学子轻视现实、蔑视实践。所以，陈宏谋认为要先知而后行，知行合一，力主经世致用，所谓“知必真知，行必真行，知得一字，便行得一字，知得一句，便行得一句。”

　　陈宏谋认为读书学习，对内可以“克治其身心”，也就是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对外可以“推暨乎民物”，也就是用自己所学的道理去救世济民。这也是陈宏谋遵循的从学从政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