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清代弹词书籍业发达，文人、书坊主、艺人等普遍参与编创、刊刻，弹词深受儒家“四书五经”影响。清廷推崇的儒家理学与礼乐教化，促使弹词书籍业编刊转向“宣名教”与“尚儒雅”。陶贞怀云：“盖礼之不足防而感以乐，乐之不足感而演为院本，广院本所不及而弹词兴。（《天雨花·原序》）”弹词编创目的是宣广儒家礼乐精神，其书籍业发展表现出强烈的经世教化特征。

  作为古代文化产业之一种，清代弹词书籍业发展兴盛。有学者统计，清朝296年间共刊出2000余个弹词版本（盛志梅《中国弹词书目知见综录》），大量弹词经过坊间改编、加工，由民间的钞本形态转向刻本，其出版、演进与儒家伦理存在紧密关联。有清一代强调“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文人、书坊主将儒家礼乐教化融入弹词编刊。例如，清初陶贞怀编创《天雨花》，即是为“悯伦纪之棼乱，思得其人以扶伦立纪，而使顽石点头也”（《天雨花》序），借助女中豪杰左仪贞事迹惩创人心，树立忠孝节义。康熙素心堂主人认为“古圣人达政教则有《书》，理性情则有《诗》”，继而拟仿孔子删《诗》，编创《刘美成》弹词唱本，昭显“尽忠尽孝、尽节尽烈，近乎人情，合乎天理”的要义（《刘成美全传序》）。《再生缘》《双玉镯》《九美图》《笔生花》等作品，编创宗旨亦为广名教、正伦理、宣孝悌。醉墨老人云：“传奇何为而作也？所以正名分，别忠佞，明贤否，将以使天下男子妇人阅之、闻之，而感发志意。（《双玉镯全传序》）”郑贞华《梦影缘序》指出：“敷宣二十四孝之心，心心重现。兼叙一十二贞之事，事事堪思。”晚清春波池上钓者为《还金镯传》作序亦云：“自来弹词，多作佳人才子相悦慕……，然亦当发乎情，止乎礼义，乃为不诡乎正。”侯芝改定《再生缘》强调：“觉此书大旨专为皇甫少华及孟丽君两人而作，若不与以忠孝节义之名，政事文章之品，不足以高其身价，令阅者刮目相看。……叙事言情，俱归礼德。”（《再生缘全传序》）诸如此类，编创者将弹词与儒家忠孝、贞节、礼仪、和善等伦理教化结合，用以承圣人之志，助益风俗教化。

  清代坊刻弹词书籍，常突出四书五经思想主旨，以迎合政教、扶正人心。首先，民间盛传的弹词唱本，经由文人、艺人加工，叙述内容得以增删节略，情节有益于世道人心。如崇祯抄本《白蛇传》塑造的白素贞是妖精形象，清代顾光祖、陈士奇、俞秀山等人把儒家纲常伦理编入其中，将白氏塑造成儒家敬夫女子形象。而在编撰书籍时，编者在书首通过序跋、凡例、识语等形式，将弹词内容比拟儒学经典，编入儒家礼教，借此推尊通俗文体。《安邦志》指出：“然而天下有解人，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补功令教化之所不及，……亦可与六经同功。（《安邦志序》）”认为弹词与经书教化功用相等。再如道光间《九美图》再版时，编者经增删改定，于书首增加识语，“兹书于情况事似亦不免，然绝无淫荡秽亵之说以蛊人心，殆昔贤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耶？”（《绣像九美图全传序》）诸如此类，《何必西厢跋》云：“《西厢》以绮靡语写儿女情，非不足以移人，而远不如是书之发乎情，止乎礼义，无钻穴逾墙之事。”沈其粹《锦香亭全集序》指出：尝取坊刻《锦香亭》传奇，删其芜俗，纬以诗歌，缀天宝之轶事，续雅调于龟年，……而远韶遗音也欤。”这类弹词，突出“发乎情止乎礼”主题，删节作品中违背伦理情节故事，彰显出儒家礼法约束与道德标准。

  其次，文人编撰者还借助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类比理学经典。弹词名篇《笔生花》塑造孝悌、贞烈的姜德华形象，是编者为褒忠显孝，激义扬仁，“抱婕妤之奇才，成大家之《女诫》”。邱心如在文中进一步指出：“止无非，父谈《内则》书和典；止无非，母督闺工俭与勤。为训者，利口覆邦男所戒，为训者，巧言乱德女之箴。”（《笔生花》第八回）。大旨为宣伦理、训箴女德，其书内容共三十二回，无非“敦厚温柔，表《关雎》之雅化；纵横奇变，数巾帼之多才”（《绘图笔生花序》）。部分弹词还具有借儒家经典纠正陋风陋俗的功用，《珠玉圆》叙述牛郎、织女下凡，演绎因果轮回、报应不爽，旨在劝止世俗溺女行为，编者云：“《易》呈八卦，坤贞胥协夫干元；《诗》起二《南》，君子必求夫淑女。（《新刻珠玉圆序》）”用弹词故事比拟诗经《周南》《勺南》爱情教化，批判乡愚迷信恶习，倡导文明礼德。除去文人编撰，民间艺人传唱同样存在此类现象。《采金桃》序云：“尝观弹词唱本，种类甚夥，不外乎忠、孝、节、义四字。”弹词艺人吴毓昌编唱《三笑新传》亦云：“虽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然雅不尚浮，谱作鸳鸯之牒；离还复合，巧成鹦鹉之辞。”也就是说，刻本、唱本等诸种弹词，编撰者无不受儒家思想沾溉，促成清代弹词的礼教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书坊主在刊刻弹词时凸显忠孝节义，宣贯儒家经业与礼德。清前期苏州书商刻《刘成美全传》指出：“所以古圣人达政教则有《书》，理性情则有《诗》，……无非君臣、父子、夫妇、友朋、妻妾、妯娌，尽忠尽孝、尽节尽烈，近乎人情，合乎天理。”书商将弹词类比为理性情之书。道光间文会堂新镌《玉钏缘》，书坊主在书首设序，提出“览是编者，或为聪明男子，或是有志妇人”，要求读者“正性情于所发，则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真可一身任之，而然成其为人”（《玉钏缘序》）。显然，书首序跋所提儒家礼教之目的，乃为名教穿凿附会而作。晚清香港书局出版《校补果报录图咏》云：“虽正变殊途，贞淫有异，要其指归，莫非经史意也。”指出《果报录》是为宣贯儒家经史之义。书坊主还在书首加入情节评论，提醒读者明礼教、敦伦理。《娱萱草弹词序》指出：“如首叙西都宾父女，实为母子翻笔，家人首出《孝经》，明作书之意也，千里驹，乃全书之枢纽也。”将人物行为类比《孝经》，寓忠孝于悲欢离合之中，杂诙谐于中正和平之内。《金鱼缘全传》同样说：“其关乎节义大体，与夫治乱大纲，实堪与经史媲美，而默化闺阁，厥功尤伟。”可知，清代书坊主希冀弹词补功令教化之不足，与儒家四书五经发挥同等功用。

  综上所述，清代弹词书籍业的发展，深受儒家理学思想影响。一方面，书坊主、文人、艺人将弹词塑造成关乎节义大体之作。另一方面，弹词在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影响下，广为社会接受，成为清代士农工商最喜爱的通俗文体。正如潇湘主人所云：“溯自有《国风》《雅》《颂》以来，一变而为楚《离骚》，再变而为唐乐府，迨李笠翁作《十种曲》，北调南腔，罔不含宫嚼征，继起填词家悉奉为权舆。（《绘图花月梦序》）”清代弹词符合儒家政教秩序要求，辞令得以雅化，文体得以推尊，书籍业发展蔚为大观。

（作者：文金贝，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