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百岁敦煌文物保护者孙儒僴

　　飞天乐舞，菩萨低眉，绚烂的敦煌令无数学者痴迷于此、皓首穷经。而孙儒僴献给敦煌的礼物，却如大漠的颜色，悄然融入千年的风沙与光阴之中。

　　百岁的他鹤发童颜、儒雅风趣，自称“老孙”，网名“白胡老头”。自20世纪40年代从天府之国来到大漠敦煌，他终其一生“危崖千窟游”。他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首任所长，负责的加固工程让荒废约400年的莫高窟告别了坍塌的风险。

　　百年一世纪。用其丈量时代，可谓风云激荡、沧海桑田。但若去丈量人生志业，未完心愿竟又太多。好在，一代代人点燃心灯，接续传承，火光不灭。

在莫高窟邂逅“印象派”

　　1925年冬，孙儒僴出生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一个乡绅家庭。父亲一生积善，母亲小楷写得好，哥哥爱画山水，姐姐会弹风琴。

　　“家里和睦温馨，常常弹琴奏乐、歌声不停。家乡有条清澈见底的河，周围绿树葱茏，我时常想起这条河。”一开口，孙儒僴还是浓重的乡音。

　　如今他住在甘肃兰州。房子不算新，但很干净，阳光洒进来，屋里亮亮堂堂。家里种了很多花，挂了很多画。墙上还挂着他填的词《诉衷情》，一手隶书古朴流畅：当年万里苦追求，相伴赴沙州。宕泉坎坷寻梦，危崖千窟游……

　　短短几句词，凝练了他的敦煌人生。孙儒僴在抗战烽火中度过了求学生涯，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毕业后，又在重庆当了一年技术员。1947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常书鸿前往四川艺专，为这个成立仅3年的新机构招募人才，并指定要一名学建筑的人才。得知这一消息，这位看过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的青年，决定去闯荡一番。

　　从天府之国到大漠敦煌，迢迢四千多里路，孙儒僴与同伴辗转各类交通工具，花了整整25天。一路树木寥寥，越走越荒凉。经过一个叫“甜水井”的地方，他掬起一捧水尝了尝，又苦又涩。

　　1947年9月，孙儒僴历经艰难、抵达敦煌，眼前黄沙漫漫、戈壁寂寂。次日天蒙蒙亮，他迫不及待地去看洞窟，想揭开一路的悬念——莫高窟究竟长什么样子。

　　那时的莫高窟满目疮痍。从崖顶飞泻而下的流沙磨蚀着这座千年艺术宝库，积沙甚至高达四五米，封堵了部分窟门。

　　几乎没有窟外栈道，上洞窟要靠蜈蚣梯爬上去，从墙壁穿孔而行。孙儒僴从一个窟穿进另一个窟，仿佛穿越历史的殿堂。“墙壁上画满了佛、菩萨等形象，都是白眼睛、白鼻梁。我不禁纳闷，这不是欧洲印象派的画吗？可是敦煌一千多年前就开窟了啊！”

　　作为研究所第一位建筑专业人才，孙儒僴很快忙活了起来，开始测绘木结构窟檐，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莫高窟唐宋时期的5个窟檐，我都做了测量，把窟檐本身和窟檐上留存的彩绘画下来，并标注了部件名称。有学者认为这是珍贵的资料。”

　　那时的日子很清苦。天旱风沙卷，住土房，喝碱水。临摹的毛笔秃了，就拿小刀削尖再用，连颜料也是自制的。这些年轻人还要薅草、割麦子、喂牲口。

　　“我们不讲工作时间，白天搞业务，晚上点油灯练习线描。冬天很冷，从洞窟搞完测绘回来，手冻得通红，晚上整个人蜷进被子里，只露出鼻子通气。我学着用羊毛捻线，用筷子削成的签子织袜子。到了周末晚上，大家围炉谈笑，有时一起唱歌，很温馨。”孙儒僴回忆。

一生只做一件事

　　行走莫高窟，九层楼巍然挺立。若非留意，很难关注到由细小砾石筑成的洞窟外立面。它与环境浑然一体，摸上去有些粗砺。这项半个多世纪前的工程，让莫高窟告别了坍塌的风险。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石窟加固。如今，工程看起来朴朴素素，不喧宾夺主。”孙儒僴说。

　　敦煌壁画令人惊叹。但在孙儒僴眼里，其貌不扬的石窟建筑同样意义重大。“壁画塑像的载体是石窟，石窟一垮，什么都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敦煌随丝路兴衰。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古人在鸣沙山的崖壁上，陆续开凿出密如蜂巢的洞窟。但自明代嘉峪关闭关后，莫高窟渐渐损毁坍塌、屡遭破坏偷盗。

　　新中国成立后，修缮窟檐、封护破碎岩体等一系列工作在莫高窟开展。1956年，孙儒僴同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一道，在莫高窟首次开展试验性加固工程。

　　“石柱支顶危岩，再由石灰砂浆砌筑。工程是可逆的，在施工中我们也是这样严格实施的。”孙儒僴说，当时他不仅要设计方案，还要参与施工。

　　1963年，加固工程全面启动。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对石窟进行保护加固，并无先例可循。经过反复商讨，工程计划采取“用支顶结构支撑危岩、用重力挡墙防止岩体坍塌、刷除突出悬崖的危石”等方法。

　　孙儒僴担任甲方代表，还代理过监理工程师。“我天天往洞子上跑，没有节假日，把浑身的力气都用上了。”

　　面对千年瑰宝，工程科学审慎推进。在率先施工的工点，当完成前期工作、准备砌筑挡墙时，孙儒僴在一处隐蔽位置发现，作为基础的岩体有一条纵向裂隙。

　　“工程当即停工。正面挖探发现，加固工程的基础正坐落在一块已经断裂的错落岩体上。经研究，施工人员采取了加固措施。相似的地质问题，后来也出现了，并得到及时解决。”他回忆。

　　在施工过程中，孙儒僴有意识地保留了一些古代遗址。

　　“比如第427窟的宋代窟檐，古代也有挑出来的木质栈道，父亲特意保留了这一块。现在从下层洞窟抬头看，就能看到。”孙儒僴的女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孙毅华说，一些因为施工原因无法保留的，便将壁画整体揭取，待挡墙修完后进行回贴。

　　工程考虑了完整性、协调性。如加固过程中，工程封闭了早年为了通行在洞窟上凿穿的孔洞。墙面抹上砂浆，再撒上砾石，看起来就有了和当地岩体相似的质感。

　　从1963年至1966年，历时3年多，在几乎不通路、不通电的条件下，莫高窟崖体加固的三期工程基本完工。加固崖面全长576米，涉及350余个洞窟，占当时莫高窟洞窟总数的70%以上。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这次大规模加固，让濒临坍塌的洞窟脱离险境，是确保莫高窟长期保存的关键措施。

　　多年来，孙儒僴仍持续思考：如今有了新技术、新材料，加固工程能否做得再好一些？

　　基于温度、湿度、光照、异味气体等长期观测数据，孙儒僴积极开展壁画保护研究。他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富有前瞻性地提及预防性保护的思路，“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壁画保护的预防治理，是应该提到日程上的科研课题”。

　　从1947年抵达大漠至2005年

　　结束返聘，孙儒僴在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岗位上工作了近60年。20世纪80年代以前，敦煌研究院几乎所有的建筑都由孙儒僴设计并参与施工。此外，他还参与了榆林窟、西千佛洞、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的部分保护工作。

　　“孙儒僴先生倾尽一生守护敦煌，为敦煌石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程亮说。

　　在深耕石窟保护实践的同时，孙儒僴还致力于敦煌石窟建筑艺术研究，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等专著。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敦煌石窟建筑研究的诸多空白，也为敦煌石窟建筑研究及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苏伯民说。

见证莫高窟保护全部历程

　　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初创者之一，孙儒僴几乎见证了莫高窟从看守式保护、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的全部历程。历经时间长河的涤荡，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已成珍贵历史。

　　2003年起，孙儒僴把敦煌研究院早年发展的点点滴滴撰写成文。“莫高窟的牌坊是哪里来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的聘书是什么样子？我就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写下来。不写，以后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莫高窟第17窟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1900年，这里石破天惊，出土数万件文物，“国际显学”敦煌学也由此发轫。如今来到第17窟，眼前是一身作禅修状的僧人塑像。人们不禁发问，他是谁？

　　“这身塑像是敦煌高僧洪辩。但在藏经洞发现时，里面并没有塑像。这是1956年搞加固工程时，从第362窟迁到这里的。”孙儒僴说。

　　第17窟初建时是敦煌高僧洪辩的纪念堂，他曾助力张议潮收复敦煌及河西地区。公元11世纪初叶，或因战乱等原因，大量文物秘藏此窟，被封存了约900年。

　　第362窟位于藏经洞所在的三层楼附近，是一个相对简陋的小禅窟，没有壁画。这与身姿端正、目光炯炯的精美塑像相比，并不匹配。

　　“常书鸿所长提示，那可能是洪辩像。可以趁着有工程架板，把塑像放回藏经洞。”孙儒僴回忆。通过对第17窟告身碑、塑像内部舍利子、洞窟空间结构等的分析，他们认为，这身塑像为第17窟主人洪辩的真身像，藏经洞封闭时可能因所藏经卷太多迁出了塑像。

　　多年来，学界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如今，洪辩像与身后壁画里的菩提树、侍者形成完整的风貌。

　　大牌坊是莫高窟另一处标志性景观。要进入莫高窟窟区，首先得经过这座庄重质朴、飞檐翘角的牌坊。牌坊匾额东面是“石室宝藏”，西面是“三危揽胜”，夕阳西下时，更显古韵。

　　“大牌坊本来在敦煌县城。1958年县城扩建街道，计划拆除牌坊。常书鸿所长得知此事，建议将牌坊迁建至莫高窟。我是迁建的具体经办人，拆迁时对木构件都进行了编号，以方便复建。”孙儒僴说。

　　据他回忆，1959年牌坊复建时，位置定在了莫高窟旁的宕泉河畔，与小牌坊遥相呼应。为了防止地基沉陷，牌坊中间的大柱下面还打了若干根木桩，台基被抬高了四五十厘米。原牌坊匾额内容不合适，新匾额是郭沫若题写的。

　　“大牌坊迁建到这里60多年了，千年石窟的环境也今非昔比。我作为一个老莫高窟人，感到十分欣慰。”孙儒僴说。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