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散文创作的鼎盛时期，美篇连连，名家辈出，所谓北杨（朔）南秦（牧）即由此应运而生。但是，可能许多当时和今天的读者，并不知道杨朔同志是一位地道的业余作者。

杨朔既是新中国成立前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又是专职外事工作的“民间大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笔者有幸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杨朔同志手下做了两年的外事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本文作者汪东林手上保存的一张颇为珍贵的老照片，拍摄于1961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北海公园。除了有几个人因事告假，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的人员都到齐了。前排右一是时年23岁的本文作者汪东林，后排左一是外委会主任杨朔，后排右一是外委会副主任韩北屏，二排左一是另一位外委会副主任李季。

分配到作协外委会办公室

1960年秋天，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五年制）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简称外委会）办公室工作。

其实，我一心想的是尽快进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等知名报刊编辑部工作。但人事部门负责人正式谈话：这是外事工作部门，当前工作忙，人手缺，特别是亚非作家会议是国家当时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工作，作协外委会身负重任，组织上信任你，你就好好去工作吧。

几天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前身是外国文学委员会，主要为对国外文学交流而设，但实际工作则侧重于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访华和派出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国外访问，真正的文学交流如图书出版等并不由这个机构承担，因此后来改名为对外联络委员会。

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中苏处于友好时期，作家互访交往是以俄罗斯联邦为首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因此当时作协外委会的主任是曾长期旅居苏联的老一辈著名诗人肖三，副主任是杨朔。我1960年分配到作协外委会工作，中苏关系已破裂，工作重点转到亚非拉。杨朔任主任，李季、韩北屏任副主任，都是全国当时知名的作家和诗人。

外委会办公室有10人左右，除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工作人员除了我是中文系毕业，其他都是英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外语系毕业生，有些已担任翻译多年。于是大量的外事活动中的事务性工作都落到我的头上，比如长期住宾馆接待外宾（当时只有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民族饭店三家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为出国访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做各项准备工作，上至高层领导会见、宴请、座谈，下至办护照签证、组织参观活动，包括租用车辆安排调动甚至于制作或借用出国服装等等，几乎都由我负责联系、安排、操作。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时任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林绍纲同志，他头脑清晰，工作能力强，还特别放手使用干部，至今90多高龄仍健在。我时年23岁，既然走上了这个岗位，那就积极努力，尽量干得出色。特别是因为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接待外国作家访问，仅1961年这一年直接由作协外委会出面接待安排的，就有十多批。

我工作积极肯干的原因，第一，自己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年轻力壮，虽然所有事务都是新的，但只要心细肯干，很快就变成出色的办事员，得到顶头上司和同事的称道。第二，作为一个文科的大学生，首次有机会见到一批我仰慕已久的老一辈大作家，尽管只是听到他们同外国作家交谈，包括讲话，但都感到十分新鲜和亲切，因为从一名忠实的读者到看到作者本人，那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凡是外国作家代表团，首先要出面会见并宴请外国作家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因为他在当代中国文学界资历深、名望高，许多外国作家指名要见他。其次是时任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的刘白羽，但一般都是对方作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代表团他才出面。

日本作家访华团是亚非拉作家的重中之重，光是高规格的大型代表团在1961年就来了三批。他们除了作协主席会见宴请之外，还要安排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会见宴请，最高礼遇是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是三年困难时期，而我却因为专职做外事工作，难免有机会多吃，以至于与我同时从复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十余位同年级同学，见面后差不多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在外边定量定食，你倒好，在大饭店吃香的喝辣的！他们说的是事实，但他们哪里知道，他们一个个不是在文学所搞文学研究，就是在央视、红旗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记者，或者在大学中文系教书，只有我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在作协外委会打杂，心之所系的文学创作目标却八字没有一撇，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杨朔同志要找你谈话”

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主任杨朔和副主任李季、韩北屏并不坐班。外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需要请示报告的直接请示杨朔，副主任李季、韩北屏很少过问，亦无分工，而且经常不在北京。给我的直觉是，杨朔一人主管一切，办公室的同志也有同感。

当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稍微重要点的事情，杨朔也得直接报告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除了参加外边的各种外事活动经常与杨朔同志在一起，平时他也隔三差五到外委会办公室转一转。

一天，分管我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林绍纲同志通知我，说明天上午9点，杨朔同志要找你谈话，你直接去他家就行。我听了一愣，我的最高领导又是我所敬重的杨朔同志要找我谈话，还去他家里，真有些意外！

绍纲同志看出我的心态，对我说，杨朔同志作为外委会的主要领导，水平高，对工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对下面的同志十分爱护，过去常有请人到他家谈心的事。近年来召开亚非作家会议，内外交往事太多，忙不过来。你去他家，尽量放松点，不要紧张。绍纲同志还特别提示我，杨朔同志喜欢同年轻人接触，只是谈谈心。说罢，他就交给我杨朔同志在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地址，让我次日不必来机关，直接去杨朔家里。

次日，在去杨朔同志家的路上，我想起半年多前、学生时代对他的印象。

我的中学时期，正赶上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在亲赴前线的作家笔下的抗美援朝，有许多通讯报道和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但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一是魏巍的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二是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我到作协外委会工作后，才知道杨朔同志是书香门第，抗战初期即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在这之前曾就读于哈尔滨英文学校。这在当时从老解放区来的作家中，能有此英语基础的人甚少，因此从朝鲜战场回来，即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外委会副主任，因而重拾英语，达到能与外国宾客用英语交流的水平。而他的文学创作则转入了散文名篇迭出的时期。我在复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课程，还组织过杨朔散文的课堂讨论呢！

“这个会长我就让给陈九仁同志担任了”

有趣的是，就在我去杨朔家前不久，与我前后脚到外委会工作的西班牙语专业的大学生周宝发，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接待处举行婚礼，《世界文学》编辑部（前身杂志为《译文》）年近半百还打光棍的日文翻译陈九仁，酒后站起来大声说：“祝福周宝发新婚之喜！十分遗憾，作家协会三四十岁以上的光棍太多！今日主管人事和后勤的副秘书长张僖同志也在座，我大胆放言，希望组织上做更多的工作，关心作协光棍们的终身大事。为促进推动这项不小的大事，我借此合适场合，宣布成立作协光棍协会，我自封会长，凡30岁以上的光棍想当会员的，自即日起向我报名！”

在一阵掌声之后，身材瘦小、性格温和的张僖同志缓缓站起来说：“九仁同志的意见提得好，作协人事部门和各级领导应该关心这件不小的大事，把工作做到实处。不过你成立这个光棍协会，由你当会长资历不够，你可以当秘书长，实际办事。谁当会长合适？你们只要在今天宝发同志婚礼现场扫一眼，就可以发现！”张僖同志话音刚落，众多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到坐在主桌的杨朔同志身上。

在阵阵掌声和笑声中，杨朔同志站起来，涨红着脸，缓慢且有力地说：“我是周宝发同志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本来就准备讲几句话的。我同大家一样，首先祝福周宝发夫妇新婚幸福，开始新的生活！我也赞同张僖同志表态组织上要关心尚未结婚的同志们。至于九仁同志宣布成立作协光棍协会，我也不反对。我比九仁同志年长几岁，工作资历比他深，但各位都知道我工作的确比较忙，顾不过来。在此我郑重宣布，这个会长我就让给陈九仁同志担任了，希望他负起责任来！”又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周宝发同志的婚礼在一片欢快气氛中结束。

外委会办公室同事还告诉我，杨朔同志把自己的同胞兄弟一家接过来同住，并领养了其弟三四岁的女儿，以父女相称。这么说，杨朔同志真的准备长期独身生活了。

想着想着……已经到了杨朔同志的家门口。开门的是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妇女，我一报名字，她就用一种优雅的口吻说：“小伙子，杨朔同志早就在客厅里等你呢！”

这是一座小四合院。外委会办公室同事早就告诉我，这是杨朔同志用稿费和平时节余购买的。

亲切而友好的谈话 意外而严肃的批评

当我走到客厅门口，杨朔同志即从沙发起身迎我，我即摆手让他坐着别动，我跨步过去同他握手，但他已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你来我家，就是客人，这同办公室不一样！来客岂有不迎之理？请坐请坐。”刚落座，那位中年妇女即他的弟媳就端上茶水。不一会儿，又端上一盘苹果。杨朔指着苹果说，我是山东人，这苹果是家乡人送来的，你自己削个尝尝。我推了半天，后悔自己竟是空手来的。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约个把小时。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点：第一，杨朔同志是位温文尔雅极为细心的人，其文如人，其人如文。他从我的家人和家乡问起，包括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时代，突出的是复旦大学5年，有哪些课程？老师是谁？其中有几位老师他认识，谈得更多一些。他曾感叹地说：“你们这一代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这一代面临的是战事不断，就是进了学校，也是蜻蜓点水，有头无尾。”

第二，关于业余写作问题。他先提出这个话头，说听办公室主任汇报，你喜欢写作，想当记者编辑，到外委会搞外事工作不大情愿，不过这半年多你实际工作积极肯干，我们都看见的！我答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生，不精通一门外语，做外事工作是缺胳膊少腿，事倍功半，但我已进入了这个岗位，尽力尽责是应该的。

杨朔同志把话题转移到文学写作上。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看得出你的上进心。但是，搞文学创作，有文字表述能力只是基础条件之一。重要的是生活的积累，特别是生活的主体，即人和社会、自然的关系，对各种人群的观察、分析和了解。这是需要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活阅历的。我说出自己对他的散文的喜爱和崇拜，他笑了笑，轻声细语地说：“不少读者对我都评价过高了。盛名在外，其实不符。”

他又转了话题，说他的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他没有时间写长篇、中篇，于是自觅蹊径，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转向散文。他同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业余时间写作，是名副其实的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

他又把话头直指我说，你刚刚20岁出头，才露尖尖角，又有过去的学习基础，不妨先试试当一名业余作者，练练手，功到自然成。至于当前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先安心做好。今后的路还长得很呢！

谈了一会儿后，杨朔同志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外事工作机密电话本。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我丢失的，不知道怎么在杨朔同志手里了。于是，我受到了一次突发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批评！

杨朔同志依然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前天从新侨饭店搭我的车到作协机关，然后我直接回家。我刚下车还未进门，司机老曹又开门下车，递给我这个电话本，说可能是小汪落下的。

杨朔严肃地指出：我把电话本收起来，对谁也没有说，让你着急两天再找你。这电话本里有外办、外交部、联络部、对外文委、侨办等机关的重要电话号码，如果真正丢失，就是一桩失密事件。好在丢在自己人的车上，及时发现，没有发生事实上的泄密。做外事工作，第一是授权有限，不能自作主张。第二就是保守机密，不得失误！这样吧，你回机关向办公室主任报告，写一份几百字的检讨，为的是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这次杨朔同志找我进行如此亲切友好的谈话，竟以意外受到严肃批评而结束，让我终生难忘！

1962年，我离开作协到政协工作。不久，得知杨朔奉调到“和大”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机关担任要职。

一切都成了历史

本文写到此本可以结束了，但我几经考虑，还得再写几句我所接触的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副主任李季和韩北屏同志。

应当说，杨朔、李季、韩北屏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杨朔作为独树一帜的散文大家自不必说，李季的陕北民歌体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现当代中国新诗的经典作品之一。他还走遍了中国的石油基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石油工人的优秀诗篇。

韩北屏长期活动于中国南方，从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主编过众多报刊，出版过诸如《高山大峒》这样的小说、诗歌、散文专集。

他们都是抗战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又都是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贡献的知名人物。用现在的标准，他们仨都属于英年早逝，李季58岁去世，韩北屏56岁去世，杨朔55岁去世。

上世纪90年代，全国政协组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到海南视察，韩北屏的女婿、知名作家邓友梅与我同行。经我发问，简略地谈了谈韩北屏最后岁月的一些情况。

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他们的名字也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永久的印记！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传记文学作家、高级记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

作者：汪东林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臧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