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马上封侯”玉雕，现藏于山东省青岛市博物馆。

　　马，是中国古代礼法秩序中经典的身份象征符号，被赋予昂扬进取、忠勇兼备等美好寓意。收藏于山东省青岛市博物馆的明代“马上封侯”玉雕，就是古人将马的寓意形象与世俗理想追求巧妙结合创造出的经典吉祥图式衍生品。

　　此玉雕为青玉质地，以圆雕工艺塑造出卧马回首、一灵猴戏于马背的生动形象，寓意“马上封侯”。骏马体态膘壮健美，马首套络头，浓密的鬃毛披散于颈部，刻画细致；灵猴身躯小巧，左臂前伸轻抚马嘴，右手摩挲头顶，神态顽皮，其面部褶皱、圆睁的双眼皆极为传神，是明代动物形玉雕中的佼佼者。

　　中国古代马文化所蕴含的礼法文化源流可追溯至周朝。因马具有挽车载重、奔跑交通等实用性功能，又与狩猎、战争、婚嫁、祭祀、礼俗等密切相关，周人将马视为“乾天之象”，盛赞其刚健、活跃。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力，周人不仅将祭马纳入祭祀之礼，还在国家祭祀、朝觐等重大场合使用颜色统一的马。这一祭祀与用马的礼仪规范，在《周礼·夏官·校人》中有明确记载：“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凡大祭祀朝觐会同，毛马（指色纯而齐的马）而颁之，饰币马，执扑而从之。”

　　祭马之礼的出现，让马的形象逐渐被神化，马的功能也从日常生产生活的工具，逐步演变为身份权威的加持。马是帝王德行的印证，据《尚书》记载“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孝经·援神契》中也提到，帝王“德至山陵，则泽出神马”，将神马现世视作君王有德的祥瑞之兆；马是战争正义性的佐证，春秋时期左丘明编纂的《国语·周语下》记载武王伐殷时“岁在鹑火，月在天驷”，将战事与天马星象相联系，赋予这场战争乃天命所归的意义；马还可以用于诸侯会盟，据西汉刘向编纂的《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合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以白马歃血为盟，来表示彼此守信不渝。此外，当车马形成固定搭配时，马的数量多寡更直接成为判定身份的礼仪标准，《逸礼·王度记》中“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一说“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的规定，便是马作为身份等级标识的体现。

　　在崇马的社会风尚影响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对骏马有着别样的喜爱。以汉代为例，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大宛列传》中便记载了一则汉武帝求取“汗血宝马”的故事。彼时，西域大宛国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高山上有一种特别的骏马，因奔跑时汗色如血，被当地人称为“天马子”，骑之可日行千里。汉使访问大宛国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此事，汉武帝即派遣使者携带千金和纯金打造的金马到大宛国求取。然而，大宛国君臣认为两国之间路途遥远，汉朝又时刻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不仅拒绝了汉使的请求，还在汉使的归途设伏，截杀汉使，劫走财物。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大怒，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前去讨伐大宛国。历时四年，经过两次征讨大宛，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将士们携“汗血宝马”归来，汉武帝赐名“天马”，并亲手谱写了《天马歌》。

　　在中国古代，有一套与禄爵直接相关的身份划分体系，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加之民间素有在马厩中畜养猴子，使之自由跳跃以避免马生病的农事习俗，长期图画记录下，以“猴”通“侯”，猴骑于马的造型逐渐定型，由此演化出“马上封侯”的吉祥图式。因凝聚了锐意进取的豪情与蓬勃向上的气势，又兼具功名可期、仕途顺遂的美好寓意，“马上封侯”的图式在民间逐渐盛行，成为经典的吉祥符号。在剪纸、图画、玉雕、建筑乃至烹饪等多种场景中，都能见到这一图式的应用，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马上封侯”吉祥图式的盛行，折射出古代礼法秩序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影响。自周朝以降，延绵数代却又历久弥新的周礼，塑造了古代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与价值取向。古人将个人的世俗身份理想寄托于“马上封侯”吉祥图式，与祭马之礼、五等禄爵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可见，“马上封侯”这一合乎礼法秩序的吉祥意象，不仅是古人审美情趣的体现，更是个人追求与社会规范的和谐相融。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宪法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24VRC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