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国话剧史上重要的开拓者之一，1906年与曾孝谷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为中国话剧早期重要的艺术团体；1907年2月，他在东京参与演出《茶花女》第三幕，观众达两千多人，这是中国话剧演员首次完整演出西方话剧选段。李叔同之所以在中国话剧史上作出开创性贡献，与他对包括莎士比亚作品在内的西方戏剧的学习借鉴有密切关系。

　　作为世界一流戏剧大师的莎士比亚（1564—1616），其作品《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奥赛罗》《理查三世》《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裘力斯·凯撒》等，在1860年代就被西方专业剧团、业余剧团等搬上了上海的舞台并反复上演；还有教会组织、学校团体举办的莎士比亚主题晚会、公开讲座等，以朗读、演唱和讲座等形式展现，使观众直接感受到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魅力，为中国话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剧场效果。多种形式的呈现、推广，带动了莎翁戏剧的翻译、改编，培养了一批表演西式戏剧的人才，李叔同即是受益者之一。

　　李叔同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学习和借鉴，有迹可循。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李叔同在创办春柳社之前就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所接受，直接证据是他1904年作于上海的诗《滑稽传题词四绝·优孟》：“中原一士多奇姿，纵横宇合卑莎维。人言毕肖在须眉，茫茫心事畴谁知？”“莎维”下有其自注：“莎士比亚、维白新德。”诗中认为中国古代优孟的才智不在西方莎士比亚、维白新德之下，从“纵横宇合”“茫茫心事”等句中可见李氏抱负，有心以戏剧振兴国家，改良社会。这种情怀既是他从事话剧事业的初衷，也是他日后发起成立春柳社的主旨。

　　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李叔同对莎士比亚怀有崇敬和仰慕之心。1912年，他曾题写并设计“沙翁墓志”。关于此事有一个引子，李叔同友人叶楚伧仰慕叶绍袁及叶小鸾，几经考证后发现自己与他们竟属同支，于是“泛舟吴江东南隅之汾湖，寻访位于叶家埭一带的午梦堂旧址，及大富圩宝生庵之侧的叶小鸾茔坟”。苏曼殊为叶楚伧作《汾堤吊梦图》，表现其魂牵梦萦之情。李叔同看到此画后很快就将之发表在其主持的《太平洋报》上，同时还刊出他自己题写的“沙翁墓志”，当时被人称为“双绝”。叶氏所吊为所崇敬之先人，李叔同所吊为仰慕之剧作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该图的中间为莎翁自撰墓志，上面为李叔同所题“沙翁墓志”四字，左上角为李叔同所译近代英文，右上角为其跋文：“《沙翁墓志》书法古穆，相传为沙翁自笔。文字亦奥衍，不可猝解。今译为近代英文如左。”他还将墓志译为中文：“君亦顾諟天之明命，勿伤吾骨。有保吾之墓者，吾必佑之；有移吾之骨者，吾必殛之。”

　　此外，也有资料表明李叔同曾认真研读过《莎士比亚全集》英文原著。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丰子恺曾说：“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可见李叔同很重视对莎士比亚原著的学习，在书上留下很多笔记。但丰子恺认为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才学英语，1905年到日本后才购买并阅读莎士比亚作品集，却与事实不甚相符。从李叔同致师友的信中可知，1896年他在天津时即开始学习英语，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去日本之前已经接触了莎士比亚作品，证据即是前面所举1904年所作《优孟》之诗。

　　从李叔同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熟稔程度不难推断，其话剧事业起点很高，始终是在对世界一流戏剧的接受中展开。其接受过程约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8岁（1898年）之前，李叔同主要生活在天津，1880年代即有多种西方戏剧在天津进行公开性质的商业演出，使他初步接触到西方戏剧文化。第二阶段，自1898年至1905年，李叔同在上海，有更多机会接受莎士比亚戏剧。他热衷演剧，活动范围与中国话剧发展轨迹多有重合。如1901年至1902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该校在中国较早开展话剧演出，他是主要演员之一。1903年，李叔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国文教授，该校设有莎士比亚研究会，校内自1896年开始即演出《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莎剧片段。李叔同任教这一年，校内曾演出《亨利八世》中的“审判”片段。此外，西方专业剧团在上海的莎剧演出，数量和质量也颇为可观，形式亦多样；还有以莎剧为主题的朗读会、讲座等多种公开活动，逐渐获得国人的关注和参与，李叔同本人更是浸润其中。

　　1905年8月，李叔同离沪至日本，在东京继续接触莎剧，与友人一起创办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引来观众和戏剧界人士的高度赞赏。1908年参加第四次公演后，李叔同渐渐退出春柳社的演出，醉心于油画和钢琴。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莎剧在天津、上海两座城市蓬勃发展，西方剧团的莎剧演出达到盛况，其中彭德门剧团1911年6月曾来天津演出，马西森·朗剧团1912年1月也曾来津演出。莎士比亚受到文化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如1911年《小说月报》刊发莎士比亚的大幅照片；1913年上海城东女子中学用中文演出由《威尼斯商人》改编的莎剧《女律师》，李叔同曾在此校任教，虽然他已经不再演剧，但对莎士比亚戏剧仍极为关注，1912年为莎士比亚题写并设计“墓志”，即是最佳证明。李叔同不是孤立地接受莎士比亚作品，而是对西方文学整体有所观照，他于1913年还撰写了文章《近代欧洲文学之概观》，第一章为“英吉利文学”，这使其对莎剧的地位和价值有较为深刻全面的认知。

　　莎士比亚戏剧对李叔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使其超越书面传播的局限，直接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西方戏剧表演艺术，有助于其舞台实践的成功；另一方面有助于其向世界一流戏剧看齐，领悟并学习世界经典戏剧精神。今天，在回顾李叔同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学习他的眼光与襟抱——把外来文化的精华与本土文化相融，并以此丰富本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构建起具有崭新内容和形式的高层次文化艺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