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忠公笠屐图 明代 曾鲸 作

●彭桐

时尚是生活的一部分，从衣冠服饰中人们能感知时代变化。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未曾刻意引领服饰潮流，只是随着岁月变迁率性而为，衣着打扮自成一格，无意间竟暗合了今人“时尚就是即时的语言”的理念。他的穿着，是向人们展示自我的一种方式，其风采历经千载，仍然引人反复品味。

一

绍圣四年（1097年）九月，苏东坡抵达儋州已经三个月。一日，路遇一位樵夫，赠他古贝布以御寒。苏东坡感其情谊，即兴赋诗《和陶拟古九首》其九，诗中细腻描写了当地人的生活、劳作情况。诗篇之外，他与樵夫在街头亲切交谈的场景，如同一幅动人的画卷，深深烙在世人心间。

苏东坡初至儋州，便引起当地人的好奇。他们上下打量着这位来客。苏东坡不仅行踪如谜，偏爱夜游，其衣着与声调也显得格格不入。一个清瘦老翁，身着宽袍大袖，头戴高冠，这身装扮在当地居民看来，不禁惹人发笑。

樵夫所笑的“儒衣冠”，实为苏东坡日常所穿之便服——大袖袍衫。依宋制，官员便服亦需讲究，不可如劳动者般，身着窄袖短衣。此类襕衫，乃宋代官员与士人的主流便服，多以细白布制成，特点鲜明，圆领或交领、大袖、长袍，领、袖、襟、裾皆以深色布料镶宽边，腰间打褶，膝下施横襕，长可掩足，腰间常系丝绦。这在士人眼中虽然已经是休闲款式，但在儋州本地人看来，仍然显得繁琐。

苏东坡平时家居、交游、写诗、饮酒或耕种时，多穿此类便服。其为官期间，除了偶穿参加祭礼的祭服、出席隆重朝会的朝服外，穿得最多的一直是在官署办公以及出差办事时穿的公服（也叫常服）。

苏东坡的服装变换最为频繁的时候，当属元丰八年（1085年）至元祐元年（1086年）。一年多时间里，他一路擢升为三品大员。直至1100年自海南北归途中，民间仍有其将入朝为相的传闻。同样，在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至六月间，他接连收到四道降官贬谪告命，那段日子服装换得也极为频繁。

二

我国素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服饰文化反映着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以及思想文化底蕴。

宋朝的服饰特点，承袭了些许魏晋清谈遗风，“冠小而衣裳博大”，宋画中着广袖博衣者屡有所见，展现了宋人的着装心理、趣味爱好、审美风尚和服饰文明。

《大宋衣冠》一书中曾指出，古装逐渐淘汰，更新后的一些宋代服装成为新的传统，为后代所继承。观元、明、清画中的文人形象，其所穿戴多为宋代“时装”。

宋朝官员服制，依礼法规定，不但按入仕年限与品级区分颜色，而且规制时有变更。就男子普遍穿着的袍服而言，除了皇帝专属的黄色龙袍外，苏东坡几乎身历各色官袍。

元祐元年二月，已任起居舍人的苏东坡入侍延和殿，因其入仕满20年且官阶达到六品，蒙恩改赐银绯，得以脱下绿袍，获赐对衣、金腰带及金镀银鞍辔马。至同年三月，他升任中书舍人，官阶四品，随即换上了更为尊贵的紫袍。九月，他荣升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正三品，又获赐官服、金带、马匹，紫袍更显荣耀。

元符三年（1100年），于北归途中，苏东坡接到朝廷诏令，官复朝奉郎，提举玉局观，允其自由居住。这意味着他享有了一份七品俸禄。此时，他再穿官袍，已非初入仕时的青色服饰，而是曾在京城青云直上时穿过多年的绿色服饰。

欧阳修在仁宗建储中得到推恩封赏赐宴时，也是身着宰执大臣的朱紫官服，腰系金带，脚跨装有镀银鞍辔的御赐骏马，从游侍宴。宋朝初期，服饰颜色在九品以上、七品以上、五品以上、三品以上，分别服青色、绿色、朱色、紫色，至元丰元年（1078年），改定为九品以上、六品以上、四品以上，分别服绿色、绯色、紫色。

官袍颜色之外，腰带饰品的材质也是区分男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流外官和庶民配铁、角；八、九品配乌银；七品及内职武官配银；五、六品配银涂金；四品及以上则可佩金、玉。革带由鞓、銙、扣、铊四部分构成。鞓就是皮带，由长短不一的两条扣合而成，短的一条缀有并列一排的饰片，叫銙，銙的材质和数量把官员品级区分得更细。自流外官的七枚铜铁銙，至三品以上官员的金玉銙，苏东坡都曾按其习惯潇洒地将标志身份的革带束于腰后。

按规定，着紫、绯色公服须佩挂相应鱼袋。苏东坡在元祐年间曾六次上表谢赐对衣、金带、马匹，可见其获赐金带至少六条。而绯袍必佩的银鱼袋，以及象征显赫地位与荣誉的紫袍金鱼袋，也在其担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要职时佩挂过。

苏东坡首次接触官服，或可追溯至其家族荣耀时。其二叔苏焕在天圣二年（1024年）考中进士，喜报连同笏板、官服、官帽送至家中，其祖父苏序接过后，连同与亲友共享时剩余的牛肉一并塞入布袋提回。可惜苏东坡当时尚未出生，无缘得见，否则或许会试穿一番。他初得官在嘉祐五年（1060年），被授福昌县主簿，未赴任。他真正穿上官服，是在制科考试中取得第三等，获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赴任之时。

三

苏东坡终究是一位风雅的文人。一旦生活允许，其洒脱快意的本性便会透过服饰淋漓展现。

元丰元年重阳，时任徐州知州的苏东坡在黄楼设宴款待好友王巩。翌日，他未能参与王巩等人的山水之游，便于黄楼置酒等候。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一州长官，竟身披羽衣，伫立楼头。见众人吹笛乘舟而归，他放声笑道：“自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事，已三百余年矣！”后来忆及此景，他在寄予王巩的诗中写道：“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织女初斜河。”

即便身居要职，苏东坡也不止一次身着道服。元祐二年五月，已贵为中书舍人的他，于驸马都尉王诜府邸主持西园雅集。当时风景之胜、人物之盛、姬侍之美，尽入画家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画中显眼处，苏东坡头戴乌帽，身着黄袍，端坐执笔，身旁童子俯案捧纸，尽显文士仙逸之气。

作为融通儒释道的文人，苏东坡广交僧侣，常宿寺庙，乐于体验各种生活。

苏东坡这般性情，若置于今日，或可成就一位不折不扣的“网红”。他虽率性，但并非如其好友米芾那般恃才傲物、奇装异服，亦不似王安石那般不修边幅。

王安石专注精神世界，不拘小节，乃至忽视个人卫生，衣着邋遢。在后世文人画中，他常被描绘为长衫污渍斑斑的形象。同代文人，如苏洵，对其印象极差，甚至斥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传说，苏洵曾专门针对王安石写过一篇文章。

苏东坡与其父苏洵之孤介倔强迥异，他胸怀包容，“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元丰七年（1084年），他量移汝州，途经金陵，已经辞官归隐的王安石闻讯，身着便服骑驴赶来相会。苏东坡来不及整理冠带，便忙着出船迎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位饱经风霜的文坛巨擘，至此冰释前嫌，共慰平生。

无论身着公服还是便服，苏东坡始终注重自身形象。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提及，苏东坡在京城为官时，即便小憩后出门上朝，也必梳头百余下，务求衣冠齐整。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他虽身着带补丁的布衣、旧鞋，或如当地农夫般穿着短褂、粗布衫、黑色皂衣，下地耕种，也始终保持着素净与俭朴。

纵观苏东坡传奇的一生，他的衣橱可谓丰富，除了各种公服、便服，以及士大夫之间流行的襕衫、帽衫、凉衫、深衣、褙子等外，下裳也不拘一格，裤、裙皆可随性穿着。他虽然未曾穿戴纁裳，但是富贵人家用绢丝制作的膝裤、红裙，士人们喜欢穿的袜头裤和普通男子穿的纱裙，也常随心情，快乐换穿。

此外，苏东坡更有自创的子瞻帽等东坡装。他曾在凤翔、定州等地任职，想必也曾体验过彰显文人英武之气的军装紫衫。其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豪迈描绘，那身习射放鹰的会猎装束，即便跨越千年，依然令人为其冲天豪气心驰神往。

苏东坡的诗文远播辽国，耶律洪基曾希望他能出使辽国，以便当面切磋文采。宋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曾有意派其出使祝寿。可惜，他因“衰病，极畏此行”而未能成行。

苏东坡的着装，若以现代人的眼光观之，堪称“万国汇”“百变秀”。这不禁让人想起元祐六年（1091年），他任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时，一日泛舟于清澈如镜的西湖之上，俯身观赏水中自己的倒影，见影随波光变幻无穷，一时神与物游，喃喃吟出的诗句《泛颍》：“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千般服饰，亦如流水，映照出百变苏东坡永恒而迷人的身影。